來源：Wind資訊
牛牛敲黑板：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認為，中國經濟並不屬於「K型」的發展。而是整體向上增長的趨勢；根據當前趨勢判斷，也可能會有一大批中概股迴歸。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認為，今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範式打下基礎；2021年需要修補疫情造成的結構性的不平衡。
瑞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表示，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在國內消費和出口的拉動下，有望實現9%的增速。
4月10日，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召開，論壇以「2021年全球經濟與政策展望」為主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均發表了主旨演講。
肖鋼：全球經濟分化趨勢的原因與應對
肖鋼表示，去年以來，全球經濟分化的趨勢進一步凸顯。所謂 「K型」復甦已經成為大家關注的一個話題。當前，隨着各國刺激措施的出臺，加上疫情整體的形勢好轉，各國的經濟環比來看都是在持續的修復，但是全球經濟分化仍然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區域分化
美國和歐洲兩大經濟體的經濟鴻溝在擴大。2020年美國GDP下降了3.5%，而歐元區則下降了6.8%。今年根據經合組織最新的預測，美國預計可能會反彈6.5%，而歐元區可能只增長3.9%，所以兩個經濟體的差距在擴大。
從一些欠發達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情況來看，他們的經濟仍然比較困難，特別是非洲、拉美國家發展的軌跡還是在下行。就一個國家內部而言，經濟恢復也存在一些分化的現象。
二、產業分化
有些產業因為疫情反而蓬勃發展，有些則關門倒閉。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近對疫情期間全球債券和銀行貸款的分析發現，大量的大企業大量的發債，而小企業的融資大幅度減少。也就是説，在疫情以來從全球範圍來看，新增的貸款和新增的債券發行資金大部分都給到了大企業，小企業則仍然很困難。
從美國的情況來看，美國的科技行業、金融業已經基本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旅遊業、娛樂業、飲食業等服務業還沒有恢復。有人説是難以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當然，美國製造業的比重在下降，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也還是仍然嚴重。
三、階層分化
貧富懸殊持續在擴大。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的數據，2019年美國成年人收入最高的10%人羣的税前收入佔美國國民全部税前總收入的比例高達50%。去年以來，各國都開閘防水，推高了金融資產的價格，使富人的財富大增，而窮人受疫情的影響、就業崗位減少，收入也大大減少，所以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鴻溝越來越大。
四、金融市場分化
首先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分化。有的人説，現在是不好的實體經濟和美好的虛擬經濟並存。實體經濟總體講仍處在恢復過程當中，有些國家可能還在萎縮，但是股市在大漲。就股市本身而言，也出現了分化。比如説美股的五大龍頭股漲得很快，其他的股並沒有漲多少。美國的樓市也是一樣，豪宅銷售大幅上升，但是低價的住宅價格仍在下跌，所以從金融資產來講也是分化的。
總體而言，「經濟分化」是一箇中性詞，反映了經濟客觀的現象，並不是一個貶義詞，所以對經濟分化也需要做一個客觀、理性的分析。
過去經濟學理論一般都認為，經濟的衰退和復甦的週期，在經濟各個部門當中具有廣泛的相關性。也就是説，經濟衰退時各個部門都衰退，經濟復甦時各個部門也都在恢復。而這次卻有所不同，出現了分化的趨勢。
肖鋼表示，所謂「K型」世界，本質上是一個強者的世界，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比較複雜。有些因素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短期因素造成的，有些則是長期的。我分析一下，大概有這麼幾條：
1、各國應對疫情的模式和效果不同，導致了經濟分化。各個國家應對公共衞生危機的實力和能力差別是很大的，每個國家的治理水平也有很大的差異，這些都決定了對疫情防控的效果，近而造成了對經濟恢復的風險是不完全相同的。
2、宏觀刺激政策造成的分化。主要是財政政策加貨幣政策雙重的刺激。雖然這些刺激的措施對於緩解經濟停擺帶來的巨大沖擊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在這些刺激政策的措施下，畢竟大企業先受益，而且也催生了資產價格的上漲，更多是惠及了富人。而且，經濟分化和刺激政策是相互作用。分化的結果促使刺激政策進一步加碼，而刺激措施進一步加碼又進一步加劇了分化，兩者是相互在促進、相互作用。這種情形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3、數字經濟逆勢增長、產業結構逐年演變、企業競爭優勝劣汰、行業集中度提高以及人口老齡化等趨勢。這些因素，我認為並不是疫情期間發生的，而是多年積累的。當然，正好遇到疫情外生性的衝擊，使得經濟分化更加明顯。
4、貧富懸殊過大，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我認為這也是經濟分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何應對經濟分化趨勢？應該分別不同的情況分類施策，對於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更多的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不宜市場幹預加以調整，需要更多的採取有針對性的、結構性的政策工具來予以應對。
各國經濟分化的程度不同，產生的原因也不盡一致。各個因素影響的程度也有差別，因此需要進行深入的分析，找到問題的癥結，從本國實際出發對症下藥。這裏有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只要是搞市場經濟，就都要把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結合起來。當然，這裏的關鍵和難點，就是區分哪些因素是市場機制產生的作用，政府無需幹預；哪些因素是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的政策幹預。
中國經濟並不屬於「K型」的發展。而是整體向上增長的趨勢。2020年以來，我國防控疫情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經濟率先復甦，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大型經濟體。進入到2021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穩中有進，整體連續穩定恢復態勢。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迎來了開門紅，投資、出口、消費全面回暖，工業增加值的增速、服務業的生產指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貨物進出口增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等指標都已經較大幅度地超過了疫情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特別是消費這一個慢變量也正在加速修復，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上升到比較高的景氣水平。剔除去年的基數效應，經濟增長的動能也在進一步增強，發展趨勢向好。
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恢復仍然存在不平衡的情況。從供需兩端看，供給恢復好於需求，供需的缺口持續擴大。從投資端來看，房地產投資增速大大高於製造業和基建投資的增速。從企業看，大企業景氣程度遠遠要好於中小微企業。線上經濟快速增長，線下經濟復甦乏力。從產業鏈來看，上游走強下游偏弱，製造業佔GDP的比重也在下降。2019年我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是27%，2020年進一步下降到26%。製造業佔比下降，可能對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造成結構性的拖累或者下拉的效應。從就業市場看，也很不平衡，廣東、浙江等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大面積地出現了用工的短缺，招工難現象。而中西部省會城市、地級市大量的求職者難以找到工作，全社會靈活就業增多，而製造業企業招工難。從區域看，東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在擴大，特別是南北差距擴大，不僅體現在總量上，還體現在人均水平上。從居民收入和財富看，貧富差距也在擴大。
總之，我國經濟存在結構性不平衡的現象，既有與全球經濟發展共同的原因，也有自身獨特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是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當中的帶來的各種影響。既有受疫情衝擊短暫的因素或者特殊因素的影響，又有中美衝突帶來的深刻影響，還有歷史上長期的體制機制的影響。因此，需要進行全面、客觀、深入的分析。
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説，全面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同時加強需求側管理，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
肖鋼表示，全面推行註冊制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條件。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才三十年，時間還是很短但發展很快，現在已經位居全球資本市場第二位，自己跟自己比，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註冊制改革是一項「牽牛鼻子」的工程，將帶動整個資本市場生態變革，需要培育的時間，需要一個過程，制度也需要磨合。
肖鋼認為，註冊制改革可能會有陣痛，但只是暫時的，要堅定不移地朝着改革的方向推進。
肖鋼表示，美國對中概股出臺單方面措施損人害己，不應把證券市場的專業事務和監管事務政治化。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此前發佈公告稱，已通過臨時最終修正，以執行由美國會授權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儘管該法案適用於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國公司，但其中有多個條款明顯針對中國赴美上市公司和已在美上市的中概股。
談及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現的中概股迴流現象，肖鋼強調，造成當前問題主要是美方的責任。中國證監會和美國證監會曾經就中概股的審計問題達成備忘錄。美國拋開雙邊達成的協議，單方面出臺一些法規和行政的命令來實施，這一措施損人害己。
他指出，此舉既不利於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融資，也損害了美國自身利益。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促進了美國資本市場發展，特別是對美國的中介機構、服務業發展都有好處。如果大量中概股迴歸，從美國資本市場退市，美國的利益也將遭到損害。「我們堅決反對(相關措施)，不應該把證券市場的專業事務和監管事務政治化。」
肖鋼説，現在還沒有發生大量中概股退市等情形，但根據當前趨勢判斷，也可能會有一大批中概股迴歸。這些中概股一方面可以回到中國香港資本市場，因為香港亦是國際金融中心，資金也是自由兑換、自由流動。另外，有條件的也可以迴歸內地A股市場，這對於改進A股市場的上市公司結構，讓國內投資者分享中概股企業發展紅利是有好處的。
朱民：應看到經濟活動中的不平衡
朱民圍繞全球經濟展望、中國宏觀經濟和政策展望等話題發表了演講。
朱民表示：「2021年是特別重要的一年，今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範式打下基礎。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標和落地特別重要，看到總量的同時也要看到結構，推動結構的平衡，引領結構的轉型，把中國經濟放到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發展模式上，這是今年宏觀政策的挑戰和目標。」
朱民在論壇上表示，2020年，我國是經濟唯一呈正增長的大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成績，但也應看到整個經濟活動的不平衡。
對於上述提到的「不平衡」，朱民分析指出：「從總供給側來看，工業反彈很強，服務業反彈很弱，比如，旅遊業是6.6萬億元人民幣的大產業，跌了近60%，餐飲業也是近6萬億的大行業，跌了三分之一左右，對和人密切接觸的服務業影響很大。從總需求側來看，去年我國投資貢獻很大，佔GDP的52%以上，進出口貢獻佔13%，消費很低，從增長的角度來説，消費還是負貢獻。」
與此同時，朱民指出，疫情對經濟造成結構性不平衡的時候，2021年起還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經濟結構轉換時期。他認為新的結構性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和長壽化這個結構變化是巨大的，這個結構變化從根本上改變需求、改變供給，也改變金融，因為未來養老保險變成很大的事情。
二是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是從根本上走向綠色發展的道路，是發展方式和發展範式的改變，中國會由此告別傳統的西方300多年工業革命以來的以石化燃料為基礎的工業發展軌道，開始走綠色為主的發展軌道，這是史無前例的。
三是數字化轉型。疫情意外地發生，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並且轉到科技摩擦、科技競爭，科技競爭變成全球競爭。同時，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於這樣的思路，通過把經濟數字化來提升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經濟走到1萬美元以後面臨中等收入陷井這樣的挑戰用科技的辦法有效的予以化解。
「全球包括中國整個宏觀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總量，也要看到結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大的方向和變量。」朱民在論壇上表示，疫情對經濟造成巨大的衰退，2020年各國政府主要關注走出疫情、推動經濟反彈，所以，總量是當時的主要政策目標，但是也可以看到，史無前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要把總量控制住。
朱民表示，疫情對經濟結構客觀上已經制造了一個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補疫情造成的結構性的不平衡。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到6%，這就不是過分強調總量和數量，而是看到了結構和質量的重要性，已經邁出了重要步伐。
他繼續指出，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繼續刺激寬鬆和開始收緊的轉換、猶豫的階段，市場也在不斷的變動，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大的波動。這種情況下，保持寬裕的流動性很重要，中國利率水平現在已經開始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已經快於國際平均利率水平的上升。所以，貨幣政策還是要保持寬鬆，支持流動性還是很重要。
在朱民看來，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疫情中採取合理的刺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規模跟國際水平比，都是中等偏下，既看到了已有的風險和高債務，也看到了傳導機制的重要性。所以用細微滴灌的辦法逐漸推進，給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留有空間，在今天這個節點上用好這個空間，精準定位，兩個方向都要佈局，抓好結構轉型，我覺得是大事，總量不是今年最主要的政策目標。再平衡和結構恢復、發展、轉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標。
「2021年在中國歷史上一定是重要年，因為是‘十四五’的起點年，是中期計劃的起點年，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重要基礎年，今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範式打下基礎，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標和落地就變的特別重要。看到總量的同時也要看到結構，推動結構的平衡，引領結構的轉型，把中國經濟放到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發展模式上，這是今年宏觀政策的挑戰和目標。」朱民表示。
汪濤：中國經濟有望實現9%的增速
瑞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表示，對今年中國經濟的總體判斷，我們認為經濟會強勁地反彈，政策逐漸調整。
首先，我們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在國內消費和出口的拉動下，有望實現9%的增速。其中，出口主要是得益於全球疫苗推進，經濟正常化，以及美國在這個基礎上又出臺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我們認為全年的出口增長在16%左右，甚至還有上行的風險，比去年更加強勁。
消費隨着國內經濟的進一步復甦，勞動力市場、就業和工資有恢復性的增長，消費者信心也會進一步恢復，尤其是去年比較弱的服務，今年可能會有一些恢復性的增長，會比產品的消費增長稍微快一些。
在投資方面，我們的判斷是，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可能因為政策在邊際上收緊而有所放緩，可能是到低的個位數。同時，製造業的投資因為企業收入、盈利、訂單大幅地增長，包括貿易摩擦，包括疫情等等各方面的不確定性，比去年大幅下降，因此製造業投資今年會出現大幅反彈，可能增長會在10%左右甚至以上。製造業投資的反彈可能會抵消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的放緩。
今年增長很大的一個不確定性，大家都同意的還是來自於全球疫情和疫苗增長的情況。另外一個不確定性是房地產，政策上是收緊的，但是過去兩年的經驗，房地產都比想象的更加強勁，今年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也是一個不確定性。另外，政策的收緊速度和力度到底有多大，這是市場比較關心的對經濟可能有影響的。
我就重點講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和全球強勁訪談已經引起了大宗商品價格的攀升，是否會帶來國內的通脹？這個是大家很關注的一個問題，後面的嘉賓會有更詳細的分析。我講一下我們的預測。
生產價格指數PPI今年上漲平均3%以上，尤其是上游的價格漲的比較多，但是下游可以傳導到消費品的核心製造業產品的價格，消費者的價格，上漲可能還是有限，畢竟下游的競爭也是比較激烈。
消費者價格CPI前低後高，主要是受基數影響，豬肉價格已經進入了下行的週期，一時半會還不會逆轉。受這個影響，我們認為全年CPI平均在2%以上，下半年可能是2.5%或者以上。
第二，政策退出的考量和速度。剛才講了通脹壓力可控，為什麼中國率先提出政策的正常化，退出刺激政策呢？我們剛才講到了美國或者美聯儲都是從通脹預期角度去考慮的。在中國主要還是考慮控制風險，穩定槓桿，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為通脹是可控的，並不是目前主要的考慮。對於政策和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考慮特別的重要。
短期有強大的疫情衝擊，出臺了有力的政策，經濟恢復以後政策就會作出比較快的調整。貨幣政策退出，我們認為央行邊際上的流動性會有點收緊，但更重要的是要降低信貸的增速，主要是通過宏觀審慎的工具。
去年有很多監管諒解，鼓勵銀行去貸款給經營困難的企業，今年會更加強調風險的嚴格管理，因此監管的力度上就會有變化。還有三條紅線、房地產信貸的上限等等，我都歸類於宏觀審慎監管，包括影子信貸、互聯網金融監管都收緊，今年社融會增長15%左右，去年是13.8%左右，但是收緊也不會顯著拉低經濟增速。不像去年那樣有那麼多企業借錢生存。很簡單的來説，今年的名義GDP增長可能只有12%，去年是百分之三點幾。今年中央提出來的控槓桿、穩槓桿是可以實現的。我們判斷，今年的宏觀槓桿率可能會下降4-5個點，去年上升了24個點，這是我們的基本判斷。
管濤：應對新興市場縮減恐慌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難題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表示，最近一段時間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飆升，重新引發了對新興市場縮減恐慌的擔憂，最典型的是土耳其加息以後出現了股債滙三殺。最近召開的春季年會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裏調高了今、明兩年的世界經濟增長預測值，但是也指出，全球經濟的復甦將呈現不同步的局面，叫分化的復甦。特別提示，不同步的復甦可能會對國際金融穩定造成威脅，尤其要防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意外引發類似2013年新興市場縮減恐慌。這是一個背景。
第二，在後疫情時代，就應對新興市場縮減恐慌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為什麼這麼講？就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核心就是要減少主要央行特別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是比較困難的，有以下幾點理由：
1、由於大國博弈的原因，全球公共衞生應對中，抗疫被政治化，破壞了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良好氛圍，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氛圍完全不同。
2、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仍然是新興市場必須直面的現實。美國的前財長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彰顯了美元囂張的霸權。上一次2008年危機應對的時候，美聯儲推出三輪量化寬鬆，被指責為挑起了貨幣戰爭，但是當2013年美聯儲退出預期的時候，又引發了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可以看出，美聯儲不論怎麼幹，貨幣政策寬鬆是問題，退出還是問題，反映了目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就是美元主導。
這次危機應對，儘管中國央行在貨幣政策應對方面是領先全球，因為疫情率先在中國爆發，但是美聯儲仍然在全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去年3月份疫情衝擊最嚴重的時候，美聯儲史無前例的零利率加無限量寬的政策，釋放了4000多億美元的流動性，對全球金融反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後期美元流動性逐漸回收，肯定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國際資本的流向造成很大的影響。剛才提到的十年期美債收益率上行在部分新興市場引發的部分資本外流的現象就是一個預演。
3、大國政策對內優先，制約了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空間。理論上來講，歐元區把貨幣政策讓渡給了超主權的歐洲中央銀行，所以各成員國是沒有貨幣政策的，但是一般大國的貨幣政策主要是看國內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穩定情況，不太會兼顧外部的溢出效應。
這一次世界經濟展望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不同步的經濟復甦，美國在大型經濟體裏是率先復甦的，除了中國以外，在今年可能就會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包括歐元區在內的其他發達經濟體可能要到明年才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除了中國以外的大部分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要到2023年才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明顯的在這次疫情衝擊下，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恢復是比較靠後的。
最近一段時間，不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財政部仍然在繼續釋放寬鬆刺激的政策信號，但都不是為了新興市場，都是為了幫助美國實現廣泛而普惠的充分就業目標。可以預見，一旦他們認為充分就業目標達成以後，刺激政策的退出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由於新興市場發展中大部分國家經濟恢復是比較靠後的，必然會受多美聯儲政策溢出的影響。當然，還會有一種情況。如果美聯儲政策退出在新興市場造成的縮減恐慌引發了比較強的回溢效應。新興市場動盪以後也對美國的經濟金融前景帶來了不利影響，這個時候美聯儲才可能會考慮貨幣政策的外部性問題。
我記得伯南克當美聯儲主席的時候的很清楚，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只關注對美國通脹和就業的影響。至於對其他國家帶來的影響，應該是相關國家自己考慮的問題。
4、目前提出來的解決方案，對於新興經濟體應對縮減恐慌幫助是有限的。首先要明確所謂的縮減恐慌並不是新興經濟體一刀切都受到這方面的影響，國際投資者把新興市場區分了好的新興市場和壞的新興市場，壞的新興市場經濟比較脆弱，容易受到負的溢出影響，好的新興市場仍然是比較穩健的。這樣的情況下存在一個問題，現在國際社會考慮到的方案都是救急不救窮的。比如説債務減免、6500億特別提款權的分配等等，都解決不了脆弱經濟體的根本問題。
前面提到了最近美債收益率飆升引發的新興市場縮減恐慌，發生資本外流的新興經濟體，比如説巴西、土耳其並不是簡單的由於疫情造成的，在疫情爆發之前，2014年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開始操作，到201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由於經濟金融的脆弱性，已經多次地爆發了貨幣危機資本外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主要央行要加強政策溝通，但是實際上這個事情對於相關央行來講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剛才伍戈首席提到了關於通脹，包括上一個環節邢首席也提到了，消失的通脹在史無前例的貨幣刺激的情況下會不會捲土重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資產價格的飆升能不能漲到天上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什麼時候會破，或者永遠不會破，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美聯儲怎麼和市場溝通。最近大家在討論，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已經進入了無人區，沒有現成的經驗，所以這個事情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從這些方面來看，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有可能成為後疫情時代國際金融危機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尾部風險。
關於中國在縮減恐慌中，我個人認為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有以下四點理由：
1、中國在過去一年裏，雖然民間的對外淨負債有所增加，但是貨幣錯配並沒有明顯的惡化。我們把儲備資產剔除以後，民間的對外淨負債到去年年底是1.21萬億美元，僅相當於GDP的7.7%，遠低於2015年6月底之前的水平，增強了我們對於跨境資本流動波動的抗衝擊能力。
2、人民幣匯率破7以後，市場化程度增高，靈活性增加。外匯市場參與者對於匯率的波動更加理性，匯率槓桿的調節作用正常發揮。由於匯率的靈活性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增強。即便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也不一定會造成中國央行貨幣政策跟進。況且，在這次疫情應對中，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是領先全球的。
3、中國從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情況來看，順差仍然比較大，跨境直接投資仍然維持淨流入的局面。有一種可能性，經常項目仍然是比較大的盈餘，不論是絕對規模，甚至於GDP的相對規模都會比2020年有所上升，國際基礎收支比較強勁，為應對縮減恐慌外部衝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由於美債收益率上行造成的人民幣匯率回調、外資流入的減少，不論是當局還是市場都是樂見其成的。當然，對於中國來講，對於其他國家，其他新興經濟體可能出現的縮減恐慌由此引發的傳染效應，我們應該有應對預案。
崔歷：疫情加速了中國經濟產業的轉型和升級
建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崔歷表示，從大的指標上來看，如果説工業生產價格，我們的預測會稍微高一點，因為今年全球的通脹預期比較強，帶動工業品的價格上漲的力度可能比較強，但是對於下游消費品價格的傳導可能沒有那麼強，所以CPI還是比較穩定。
我今天主要還是講一些中期的觀點。除了短期，就是今年的觀點以外，看一下未來幾年的中國經濟結構性的變化。我非常同意肖主席和朱院長講到的，經濟轉型包括分化是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趨勢，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趨勢。如果我們看去年以來的疫情之後的中國經濟的復甦，跟以前的經濟復甦是不一樣的，這一次復甦比較強的是高科技行業，比較強的是製造行業。高科技和先進製造行業，包括一些消費，線上的互聯網行業也比較強勁。跟以前的建築行業引起的復甦是不同的。
從利潤率上來講，可以看到這兩類行業的分化，建築相關行業的利潤率相對比較疲軟，新經濟的行業利潤率比較強，延續了疫情之前經濟轉型的結構性變化。這幾年的結構轉型，2016年以來的供給側改革，可以看到幾方面的結構性變化：
1、所謂舊經濟的佔比，地產、建築相關的舊經濟的佔比在下降。消費、醫療、電子行業佔比在上升。
2、所謂的舊經濟、傳統經濟的行業本身也在整合，也在提升。不僅集中度有一定的上升，盈利能力有一定的上升，過去幾年看到資產效率也開始有一定的上升。也就是説，不管是盈利能力還是ROA來講都有比較持續的進展。這些轉型，疫情本身更加推升了這方面的趨勢，包括消費方面新的需求，線上消費的需求，醫療方面的需求，電子行業數字化的需求，我們相信轉型還是會持續。所以，從某種角度上來講，疫情加速了中國經濟產業的轉型和升級。
這幾個變化是非常關鍵的。有幾個方面的影響：
1、對於宏觀經濟來講，過去十年一直處於下行的通道，裏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本效率的下降。如果是看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增速在下降。轉型本身意味着資源的配置更加有效率，未來經濟走出「L型」見底回升就更有可能性。
2、從市場來講，經濟和市場的邏輯關係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因為過去在經濟下行期間，大家看金融週期比較多，認為只有信貸放鬆才能影響企業的盈利週期。因為整個實際增速是在下行的，只有金融週期影響價格週期，近而影響GDP，近而影響企業的利潤週期。但是，未來隨着經濟轉型，企業自身生長動力在提升，金融週期本身就不再是一個影響盈利週期最關鍵的因素。
從去年可以看到這一點。疫情下有一定的放鬆，但相對來講幅度是比較小的，而且主要是彌補在疫情下現金流的短缺，增量的上升是比較小的，但是企業盈利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提升。
我們可以看到，金融週期和企業的利潤週期開始有一定的脱節。也就是説，未來是不是還按原來舊有的邏輯往前看，雖然政策開始有一定的收緊，但是因為自身動力的變化，週期的上行更加可以持續。不僅是成長型的企業，而且傳統型的企業也會受益。對於經濟和市場的關係來講是一個持續的變化。
3、從效率上來講，由於效率有提升，中國的無風險利率不會有一個趨勢性的下行。當然，儲蓄也有一定的收縮，也支持了無風險利率。但是總的來講，中國的無風險利率跟海外的無風險利率的趨勢是不同的，因為我們的效率在提升，所以我們未來幾年無風險利率的區間波動保持堅挺還是比較有支持的。
這樣的發展，對我們對政策的判斷非常重要。今年隨着經濟的好轉，政策開始慢慢收緊。如果產業週期成為經濟重要的帶動力量，增長本身不再需要大幅地刺激，宏觀政策本身應該更多的管理政策的調整。另外是防範風險的問題，所以我們對政策的判斷：
一是貨幣政策逐漸退出，利率水平還在一個恢復的過程當中，我們認為還是會進一步上升，特別是長端利率。因為利率太低，流動性過於寬鬆，也會引起資產泡沫性的問題。
另外，財政政策的趨向，目前總的來講還比較寬鬆。一是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還有一些行業需要定向的支持；另外，專項債今年的規模也比較大，主要是為了解決隱性債務的問題。
總的來講，財政在這個階段相對寬鬆，也還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取向，但是比去年有一定的退出。
隨着產業升級，我認為未來幾年宏觀政策逐漸收緊，當然步伐可能有快有慢，但逐漸收緊還是一個大概率事件，產業政策可能是政策更為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
伍戈：貨幣超發未必引發通脹
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表示，大家看最近的數據，確實也出現了一些超預期的變化，包括最近的PPI，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上升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超過了市場一致性預期。
一旦談價格的話，價格的東西説複雜確實很複雜，説簡單也很簡單，主要是由供給和需求來決定的。所以，我想簡單的從供需兩方面對於未來的價格以及貨幣進行簡單的闡述。
這次最大的宏觀背景依然是疫情之後的場景，但是疫情衝擊和其他的危機衝擊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同時具有需求衝擊和供給衝擊兩個特性。為什麼這點很重要呢？因為對價格的形成機制產生了和過去很不一樣的特徵。比如説，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次在價格下降的過程中間，中國的經濟下降十幾個點，以PPI為例，在下降的過程中只下降了3個點，在次貸危機非常不同，過去次貸危機經濟下降了十幾個點，價格也下降了十幾個點。為什麼這次經濟下滑的厲害，價格的下挫不是那麼明顯呢？供需都存在。如果供給需求都往右移動，價格反而不是那麼快的迅速下降。
我之所以想表達這樣一張圖，這已經是過去式了，但是我想進一步闡述一下在價格回升過程中間也要非常注重供給面的變化，而不僅僅是需求面的變化。大家剛才談了很多需求方面的東西，需求是容易捕捉的，供給是不容易捕捉的。恰恰在非常規的疫情中間，供給面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需求面雖然不想着重談，但是談幾個客觀的事實。客觀的事實是，中國還在彌補全球的供需缺口，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這就意味着中國外需在未來一段時間高景氣的程度。國內的消費和服務業的缺口還沒有結束，而我們認為要向消費均衡迴歸，所以這個過程也沒有結束。投資前期1、2月份看到了下降的速度，但是貨幣能夠先行於投資、先行於經濟的經驗判斷而言的話，即使社會融資規模在去年11、12月份出現了拐點，對經濟的推動和刺激可能也至少要半年左右的時間。所以，至少到上半年，我們不認為國內的投資，特別是以社融為推動的投資會有顯著的下降。
當然，最麻煩的事情是，一季度受基數效應影響之大。意味着數據好的時候並不代表數據真正好，看到數據差的時候也不代表數據真正的差。未來幾個由於基數效應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全方位下降，但並不代表着中國經濟動能的下降。剔除基數效應，中國經濟的上半年還是比較夯實的，不管是內需還是外需。
談到價格，這次價格主要的引擎可能不是來自於中國，來自於美國。隨着疫情管控指數，比如説藍色的線持續下降，我們相信服務業和消費商品價格都會持續上升。大家對通脹有一個最直觀的理解就是貨幣超發，貨幣超發是不是必然引起通脹呢？我們的觀察，未必！貨幣超發是引起通脹非常重要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未必是一個充分必要條件。充分必要條件在於供給面，特別是供需的平衡狀況，特別是全球庫存的狀況。如果全球的庫存處於相對低位，這時候寬鬆還在持續的話，價格的上升就是大概率的。從目前來看，充分必要條件都是具備的。
當然，唯一一點和過去不一樣的是，全球通脹的過程中，似乎中國的基建和房地產不是很強，也許會對全球再通脹打個折。但是，我更想強調的是供給面，明顯的看到疫情以來製造業供應商的交貨時間在明顯加長，下了訂單供給供應不上。這個過程讓我們想起了跨期的視角。去年的投資在當期是屬於需求行為，但是到第二年、第三年可能就成了供給行為。如果去年、前年總體投資處於低位的話，今年和去年的投資就處於供給低位。我們把全球的工業產能擬合在一起的話，全球的供給產能是沒辦法適應今年需求擴張的，也就是供給沒辦法響應需求的擴張，人為的就造成了供需的缺口。
這一點在頁巖油體現的非常明顯。過去市場上最大的平衡力量是頁巖油，過去原油的增量主要是靠美國頁巖油平衡。OPEC過去幾年在增量中間幾乎都是減少的。OPEC明顯看到了美國由於過去1-2年疫情的原因，頁巖油的投資是非常之少的，或者是很多企業破產，使得頁巖油到目前為止鑽井數、平臺數以及供給能力在短期內根本沒辦法恢復，也就註定了OPEC即使要增產，增產的幅度也有限。他知道了美國的軟肋在哪兒，供給能力沒辦法起來，抑制了傳統能源供給。5月份OPEC會有增產，但是我們很懷疑增產能不能跟上全球的需求，特別是全球PMI的快速擴張。過去一個月的數據，歐洲個美國的PMI指數創了過去二十年的新高，速度是極其之迅速的，美國的接種率也是極其之快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很多市場都處於一個緊的平衡。
還有一個比較擔心的問題，全球疫情修復是不平衡的。智利、巴西、印度目前疫情屢創新高，他們是很多原材料甚至是糧食的重要生產國。從這個意義上講，消費國新的需求、PMI，包括製造業、服務業恢復很快，但是原材料供應鏈由於疫情原因供給受到了約束。這樣的缺口目前看來還在拉大，也使得市場進一步出現了比較緊張的局面。
更有意思的一個情況是，美國職位的空缺率在不斷上升，但是勞動的需求率卻趨勢性的下降。美國人給自己在做補貼的時候，當然改善了生活，但在客觀上引發了一定的道德風險。美國工資的同比增速明顯高於疫情之前，成本、工資螺旋式上升的通脹，在美國未來的一段時間是可以預見的。
這張圖更有意思，可以看到美國勞動力市場空缺的概念，甚至能夠領先美國核心通脹將半年到一年。這樣的通脹還是值得警惕的。中國的通脹我贊同汪濤首席的判斷，CPI通脹還是趨勢上升的。
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由過去快速修復開始向穩步擴張邁進，在這個過程中間可能會伴隨着整個社融趨勢性下降，利率在二季度很難下或者是易上難下的態勢，下半年可能會有階段性的緩和。
張智威：今年是政策轉向的一年
保銀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表示，對今年的判斷，從政策上的判斷是，我們認為不管是中國還是全球政府的角度來看，今年是退出的一年，或者是轉彎的一年，不見得是急轉彎，看你怎麼定義多快是急，但肯定是轉彎的一年。
從市場的角度來説，對於投資者的角度來説，相對比較謹慎一些，我們覺得今年是一個守城之年，守住過去一、兩年牛市的成果。這是一個大的判斷。
具體來説，剛才大家講了很多關於中國和全球經濟的預測，我們在買方來看，這些預測非常重要，但同時要看風險是怎樣的。今年有意思的是，風險是特別不平衡的，主要的風險都是在上行的。最近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公佈的數據，大家看起來數據都是超預期的，美國3月份的ISM、非農就業，在美國還有幾萬億刺激政策的錢砸下來之前，美國的數據就大幅超預期了。咱們這邊的PPI也是比大家的預期要高很多。從風險的角度來看，全球經濟比較明顯的是面臨上行的風險，如果看美國的話，可能是經濟過熱的風險。風險是一邊倒的。
在這種情況下，從政策的角度來看，從監管當局不管是哪一個國家，應該都想達到一個平衡。這個平衡是，一邊是經濟、就業基本面，另外一邊是金融穩定。既然今年的經濟方面已經很好而且有可能過熱，監管當局可能越來越多的會把注意力轉向金融的穩定方面。特別是在最近，大家也看到了美國比較大的一個家族辦公室崩盤了，越來越多的報道出來，金融時報報道説，這家辦公室加了5倍的槓桿，損失超過了千億，也使一些金融機構遭到了比較大的損失。
這個事件首先應該給全球的監管機構敲一個警鐘，在過去的一年裏危機的時候，大家的政策非常寬鬆，流動性氾濫，當然有危機的背景，大家不得不那樣去做。在當前的情況下，在經濟已經非常好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更早的討論一下，或者考慮一下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之間的平衡，是不是應該更多的關注金融穩定方面的事情。在這方面中國做的是不錯的。從去年的下半年利率就一直在逐漸上升，而且監管當局一直在跟市場做溝通，在説寬鬆的政策要退出。今年1月份給了市場一個比較明確的信號，政策會逐漸的正常化。這些方面的政策是正確的。
在歐美今年可能也會走向一個同樣的方向。我個人認為，可能是一個少數派的觀點，美國已經走出了第一步，銀行的槓桿率的政策在4月1日已經作出了調整，這個調整可能和美國國債利率的上升，包括最後家族辦公室的崩盤，可能都是相關的。具體的我就不講了，這個故事還比較長。
保銀投資有一個公眾號，我前天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當潮水退去》，當潮水退去才能知道誰在裸泳。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那個公眾號去看。
説回來，今年中國的政策退出肯定已經開始了，美歐的退出今年也會開始，或者説已經開始了。大家的判斷是正確的，到今年5、6月份的時候，美國已經可以達到羣體免疫，而且二季度的數據非常好。至少從監管當局，金融市場的監管、銀行的監管角度來看，可能政策會更加地偏正常化。市場一直在關注風險，從政策退出的角度來説，雖然美國一直在説我們退出會比較晚，但市場會逐漸的懷疑他這個判斷，會認為你是不是會更早地退出，我覺得現在在這麼一個過程裏面。
這是第一個我想講的事情。我們的一個判斷是，從政策的角度來講今年是退出之年，從投資的者的角度來説是守成之年。這是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看政策的話，從全球的角度來説有一個競爭的關係。什麼意思？中美之間現在是一個多年的競爭關係。如果説從去年的角度來説，去年是危機的管理，看誰管理危機好。從今年甚至到明年，更多的是怎麼樣退出，怎麼樣在退出的過程中保持政策的可持續性、財政方面的可持續性、金融穩定的可持續性。説的直白一些，這方面美國的政策是比較不靠譜的。包括薩默斯，包括美國的學界、政界也在討論這件事情。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來説，美國願意做財政政策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從專業的角度，從技術層面來説，現在美國的刺激政策是可以打一個問號的。從中美的競爭角度來看，什麼最重要呢？中美的競爭，第一是對人才的競爭，人去哪裏？第二是對資金的競爭，資金流向哪裏？人才方面就不説了，資金會流向更靠譜的國家。最近美國的政策實際上損害了美國包括美元中長期的利益。
前一個圓桌上海斌博士討論了一些，我覺得講得很有意思。這個我也不展開評論，我想説的主要觀點是，我們現在的政策方向是對的，不要太關注這個月發多少錢，下個月的GDP數是多少，中國政策明確的指向是，不追求今年GDP做的多高，而追求的是中長期的可持續性。今年的「兩會」一個很好的跡象是，我們做的五年規劃，不僅僅是五年規劃，還有2035年的長遠規劃，淡化短期保增長的壓力，而聚焦於中長期的。美國越來越聚焦於短期經濟的增量，我們應該超越短期的問題，更多的考慮，尤其是全球的投資者角度來説，他們願意把錢投到中長期財政和金融穩定的更持續的市場裏去，應該從這個角度考慮政策的制定。這是第二個觀點。
第三，關於結構性的改革，我自己的感覺是，過去的半年裏，中國的改革開放速度是加快了的。舉幾個例子，RCEP、中歐投資協定、註冊制，包括去年最後一天提到的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限制，這些政策都是非常好的政策。過去那麼多年大家一直在討論這些政策，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事情都推出來了，都能夠放到日程上，是很值得大家去歡欣鼓舞的，從宏觀的角度來看。
我們希望勢頭能夠保持下去。比如説在中歐投資協定方面，還沒有被最後實施，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改革的措施不要因為外部的一些原因而放緩下來，一些改革可能短期是會帶來鎮痛，但中長期的利益是很高的，所以還是回到前面提到的事情，從中美競爭的角度來看，從政策能夠給我們帶來的中長期利益，大家要關注這些事情，儘量把改革的政策推進下去。這些對於投資來説是非常關鍵的，如果看全球的機構投資者願意把錢投到哪裏去，對於結構性的政策是不是能夠推行是非常關注的。
編輯/Iri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