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最近十多年发展，以普惠信贷为代表的普惠金融有长足进步。量增价降背后，行业资产质量变化已经引起更广范的关注。普惠金融有两大支柱：政策取向和金融机构服务，两者如何协调成为未来普惠信贷发展的关键。目前政策层面在推动理顺激励相容的普惠金融发展长效机制，银行层面则着手优化信贷结构，走出“低价”竞争，稳定资产质量。更长远来看，行业观点认为，银行普惠金融发展仍需回到金融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上来——防控风险。

关注资产质量：

从“幕后”到“台前”

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4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4年三季度末，人民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2.9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比各项贷款高6.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3.51万亿元。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2.6%。

量增的同时，“价”也在进一步降低。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42%，较2023年下降0.35个百分点。而与量增价降相伴随的，是普惠信贷资产风险的陆续暴露。

上市银行财报很少直接披露普惠业务不良率，但部分普惠相关业务资产质量会有涉及。例如，农业银行单独披露“惠农e贷”产品的不良贷款情况;邮储银行则单独披露个人小额贷款、小企业贷款等与普惠金融相关但不直接等同的业务资产质量。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则直接披露了普惠型小微贷款的不良率。

应当注意的是，短期不良率变化并不足以说明绝对情况，但管中窥豹可以观察当前一些趋势性变化。记者梳理发现，在披露相关信息的各银行中，除兴业银行，其他银行截至今年上半年末的普惠金融相关业务不良率较年初都呈上升趋势。其中，邮储银行的个人小额贷款、民生银行的小微贷款以及浙商银行的普惠型小微贷款不良率上升幅度均超过0.1个百分点，分别达到1.88%、1.38%和1.35%。横向对比来看，这些业务的不良率大多仍低于全行资产的不良率。

记者了解到，最近两年业界开始更加关注普惠小微业务不良率上升的情况。原因在于，过去普惠贷款高增，贷款从发放到风险暴露有滞后。最近三年，普惠信贷增速放缓，普惠金融的“好不好”由此被更多提及。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日前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4)》中提出，普惠金融政策目标协调存在“不可能三角”，即提高普惠群体信贷可得性、降低风险与综合融资成本下降的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且成本与不良率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

“不可能三角”之辩

“说白了，(讨论‘不可能三角’的实质)离不开微型金融的三个核心约束条件。”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焦瑾璞在2024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暨人大老博士论坛上对此评价道。他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原本就面临三大约束条件：服务对象征信不够、透明度不够、道德风险高;需要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体系;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的关系。

焦瑾璞指出，应动态理解普惠金融的发展，当前它早已不再是简单的业务品种，而是成为了一种业务模式;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现代金融业体制机制的变化，也即大银行也必须“俯下身”服务中小企业、服务个人，由此普惠金融也被赋予双重使命，即既要实现商业可持续，也要实现社会影响力。

也有业内观点指出，对于普惠金融政策目标“不可能三角”认识的核心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防止政府部门“好心办坏事”。如果以行政手段过多干预市场价格，也即普惠贷款利率，一方面会造成定价本身不包含风险溢价;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扭曲会带来一系列供求关系问题，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即是低价普惠贷款产品更多流入非法中介手中，非法中介层层加码，反而又推高了融资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同样认为，普惠贷款利率并非越低越好。原因在于，利率本身具有一定筛选作用，不是所有项目、所有用途的需求都可以被(银行普惠贷款)满足;如果利率过低，筛选功能可能就会降低。

两大支柱缺一不可

金融监管总局今年3月发布的《关于做好2024年普惠信贷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普惠信贷发展的最新目标：保量、稳价、优结构。其中，“优结构”的内涵既包括满足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的资金需求，也包括在供给端推动客户、资金结构的优化。

“过去有一些互联网贷款，数据看起来好看，但其实还是有些‘虚’。”某股份行分行普惠业务负责人对记者坦言，当前行内正在推动客户结构优化和业务转型，以专业化、定制化服务控风险，谋求资产质量稳定。

具体来看，就是走进各类园区，围绕诸如电子产业园等小微企业专业集群，深入调研了解客群经营特性，围绕特性制定灵活换款方式和风险定价策略等。前期会以个性化、定制化服务方案为主，后期积累经验后形成一定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需要以服务和专业能力打破原有低价竞争模式。”该负责人表示，大行的资金成本优势的确给“夹在中间”的股份行带来更大压力，但一家企业的金融需求很难被一家银行完全满足，中小机构能做的就是贴合客户需求，快速响应，从而谋求市场空间。

在政策层面，金融监管总局还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目的是引导信贷资金快速直达基层小微企业。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协调机制的工作既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如推进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应用、完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全面摸排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融资需求申报清单和小微企业推荐清单;还包括打击非法中介机构，防止原本“惠民”的信贷产品利率层层加码，进而再次出现“融资贵”问题。不过，该人士强调，这并非要否定贷款中介在推动普惠贷款中的重要作用，相反，是要让更加正规的中介机构，助力普惠金融继续拓面提质。

“‘政策取向+金融机构服务’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两大支柱，一方面要有政策，另一方面还要有金融机构的服务，缺一不可。”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此前已公开提及推动普惠金融长效发展的施策思路：政策设计突出发展重点，增强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健全管理制度和落地督导，引导金融机构用好用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层面，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同时坚持科技赋能，推动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驱动普惠金融发展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便利度和可得性。

数字技术应用的再思考

“今天的问题都是前进中遇到的问题。”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在前述论坛期间指出，未来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要关注两方面：一是金融正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规律;二是与时俱进，切实防范风险。

借由数字技术降低获客成本、风控成本，为商业持续性打开空间，进而拓展普惠金融覆盖面是中国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领先优势，也是重要经验。

一线实践经验带来的最新思考在于，过去耗费大量精力“消灭人力”，但现在看来，人力成本的减少与风险成本的上升似乎两相抵消，甚至于风险成本的增加值高于人力成本的减少值，对银行而言并不合算。有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就普惠金融业务而言，无论是助贷、联合贷还是银行自身贷款，线上的不良率都远高于线下。

“我们从来不敢去没有机构覆盖的地方放贷。”一位农村金融从业者表示，尽管近年来机构采用了数字化审查手段降低人力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利率，但在实际风险控制过程中，信贷人员始终没有脱离过“线下主义”。原因在于，涉农业务有大量分散的现场信息，对于小机构而言，想有效地控制风险，就需要去现场收集、了解这些信息。

不过，其他行业观点也指出，这并非意味着风险控制应回到“数据+人工”的传统形式中去，而应该借助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风口，用生成式大模型学习人工经验，利用双重模型来更好地实现风险控制。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不论创新还是技术，风险和成本仍是底线。对于抵押品的各类创新并不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原因在于，部分创新抵押品难以在风险补偿中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