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經在自傳中寫道：“世界上有三種謊言：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據。”這句話精準捕捉了美國人的“懷疑精神”，不過，他本可以再加上“政府統計數據”。
在當下這場關於通貨膨脹的辯論中，這種懷疑精神正在顯現。美國勞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編制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顯示，自2022年6月達到9.1%的峯值以來，美國的通脹率大幅朝聯儲局設定的2%的目標水平下降，後來一直保持在3%以上。
美國政府編制的其他物價指標——包括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編制的PCE物價指數（聯儲局青睞的通脹指標）——的走勢和CPI基本一致。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等人則不這麼認爲。
特朗普在6月的一次競選活動中說：“如果你真正了解真實的數字，當你把所有東西加起來，而不只是輸入他們想聽到的數字時，這個數字可能是40%或50%。”
在美國人將高物價視爲家庭財務的最大威脅之際，對政府數據的質疑之聲找到了聆聽者。通貨膨脹的測量涉及複雜的計算，比如“享樂調整”(hedonic adjustments)這類詞，甚至連知名學者在爲自己的觀點做辯護時都會抓耳撓腮。
經濟學家看到的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的“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其他人看到的則是更爲“險惡”的東西。最近有關麥當勞巨無霸套餐售價18美元的報道引發了有關定價陰謀的傳言，此外，左翼和右翼都不信任聯儲局，一些人認爲聯儲局是“經濟操縱者”，應該被廢除。
聯儲局前主席本·S·伯南克在《21世紀貨幣政策》(21st Century Monetary Policy)一書中寫道：“美國有着濃厚的民粹主義傳統，從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到21世紀‘茶黨運動’和‘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成員，民粹主義者一直對人們眼中的金融和政府權力集中抱有敵意。”
自美國勞工統計局於1921年2月發佈首份全國性CPI數據以來，這種敵意一直存在。
《華爾街日報》曾在一篇題爲《欺騙性指數數字》(Deceptive Index Numbers)的社論中指責勞工統計局使用“布爾什維克式的計算方法”來假設“一個不可能的最低工資標準，即每年2600美元（相當於今天的4.5萬美元）”。文章還寫道，CPI的“一系列激進調整”使其“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可疑”。
事實上，對CPI的各個組成部分進行的更新，對於保持該指數的相關性至關重要。舉個例子，汽車和收音機在CPI發佈的最初幾年裏還不夠普遍，不能被包括在內，草帽從1919年開始流行，後來變得不再流行。
CPI的一些組成部分保留了下來，可以用來做長期比較。1913年，圓形牛排的價格爲每磅22.3美分，換算到今天是7美元左右，而今年5月的實際平均價格爲8.25美元。不過，1913年黃油的價格爲每磅38.3美分，換算到今天是12美元左右，5月黃油的平均價格爲4.59美元。
儘管CPI採用的是是“布爾什維克式的計算方法”，但它很快成爲了一個商界不可或缺的工具。1922年，《巴倫週刊》在一篇文章中使用CPI來展示物價是如何從戰後通脹高點回落的，並得出結論稱，進一步的商業復甦“相當有保證”，後來，美國很快進入了“咆哮的20年代”。
將今天的支出與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的支出進行比較，可以看出美國人支出的性質發生的變化。
從1935年到1939年，食品佔家庭平均支出的33.9%，如今這一比例僅爲13%。大蕭條時期，服裝消費佔美國人工資的11%，如今這一比例是2.6%。不過，住房成本所佔比例從33.7%上升到了36.1%，醫療保健成本所佔比例從4%上升到了7.9%。
勞工統計局根據對都市區企業和家庭的調查編制CPI，每月收集大約9.4萬個價格和8000個租賃住房的報價。
衡量通脹的指數是按類別、地區和各種變量編制的，比如CPI和PCE都使用的、存在爭議的“粘性價格”（即核心指標），其中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價格。
將食品和能源價格排除在外似乎有悖直覺，因爲它們佔到消費者日常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但這類商品很容易受到正常供求之外的價格波動的影響，從而出現更加劇烈額波動，而且它們存在於聯儲局行動的範圍之外，想想1973年的石油禁運，幾個月內油價漲了兩倍，或者2022年俄烏衝突導致的糧食價格飆升，央行沒有工具來應對這種外部衝擊。
CPI對住房成本的計算也引發了質疑。計算將租金成本用於租戶居住的房屋，將暗含租金成本用於業主自住房屋，爲什麼不考慮所有權成本？自有房屋連同相關成本——如抵押貸款利息、房產稅以及房屋修繕被視爲資本品，即投資，而不是消費項目。
也許爭議最大的計算方法是所謂的“享樂調整”。如果一件商品的質量提高了——比如一臺個人電腦有了更好的處理器和更大的內存——它的價格也會上漲，但沒有被計算在由CPI衡量的通脹內。
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在2004年10月爲品浩(Pimco)撰寫的投資展望通訊中寫道：“這（CPI）是一個騙局。”格羅斯認爲，“享樂調整”把年度通脹率壓低了1%。2000年，哈佛大學一位極度厭惡“享樂調整”這種計算方法的經濟學教授，在和《巴倫週刊》專欄作家吉恩·愛潑斯坦(Gene Epstein)的一場爭論中，“至少兩次使用了F開頭的那句粗話”。
聯儲局之所以青睞PCE物價指數這個指標，主要是因爲它對消費者習慣發生變化的反應比CPI更快，PCE物價指數的涵蓋範圍也更廣，包括非直接支付，比如由僱主提供的保險支付賬單。PCE物價指數通常比CPI低一點。
5月美國核心PCE物價指數同比上漲2.6%，符合市場預期，創下2021年以來的最小增幅。數據公佈後收益率下降，因爲一些投資者認爲這是聯儲局或許可以作爲降息準備的信號。
但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反駁了這個想法，他說，首先需要確保自己得到了“對實際通脹形勢的真實解讀”，這也是所有人都需要的。
編輯/Jeff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