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不熟
媒體報道稱，3月8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提到：“今年要抓緊制定修改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急需的法律，落實税收法定原則……”
“集中力量落實好黨中央確定的重大立法事項，包括審議民法典……制定房地產税法等立法調研、起草，都要加緊工作，確保如期完成。”
也就是説，開徵房地產税可能會比想像中還快，但今年起草不等於今年就要出臺，因為從起草、制定、審議到正式出臺還需要相當長的一個過程。
01
首要要看力度
其實，徵不徵、什麼時候徵這兩個問題已經不重要了，普通人更應該關心的問題是，房地產税會如何影響房價？以及如何應對？
我的理解是，首先要看力度。房地產税本質上是一種持有税，目前國內其實已有上海、重慶、香港對房產的持有環節徵税，但三個城市目前的徵收力度都很温和，上海只對新購買住房徵收，重慶只對高端物業徵收，香港的税基考慮是租金而非房屋市值，而且都有比較寬鬆的免徵部分，所以持有税對這三個城市的房價走勢，幾乎沒有影響。
正因為如此，很多人會以這三座城市的經驗為例，對房地產税不屑一顧，嚴重低估了這項税收可能發揮的威力。在很多國家，房地產税一點都不温和，在美國一些州，不管房子多大、也不管你有幾套、住多少人，只要有房子就必須繳納房產税。
税率由各州政府自己決定，每年税額占房屋價值的1%到3%都有，紐約州和德州可以高達3%，加州大約1%。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會定期對房屋價值進行評估，再根據評估值來計税，而評估值和市場的變化基本同步，房價張，房產税就交得多，房價跌，就交得少。
另外，美國房子的持有成本除了房產税，還有價格不菲的物業管理費，部分州的持有成本甚至是高於3%的。
也就是説，在美國一些州，一套市價500萬的房產，每年的持有成本最高可以高達15萬，即便按照中位數1.5％的税率來徵收，也高達7.5萬元，如果在中國，有幾個普通家庭可以承受？
另外， 對那種擁有幾十套房子的人來説，會否給予累進制的懲罰性税率？有這個可能啊。
02
房產税不會降房價，但會衝擊其投資屬性
房產税會大幅增加房屋的持有成本和交易成本，但這並不意味着政府想把房價打下來，因為從政策設計的初衷來看，徵這個税主要是為了給地方政府培養一個“長期飯票”，而和降房價沒有必然關係。
更何況，房價如果真降了，房產税也會減收，一個穩定的房地產市場才能培養一個可持續的“長期飯票”。所以，房產税的開徵，一定會充分考慮市場的承受力，下藥太猛的話，得不償失。
放眼全球，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會使用房產税來降房價，因為房地產市場的外部性太強，特別是與金融市場的關聯度極高，房價如果波動太大，往往會波及到整體經濟運行的穩定。美國次貸危機就是一個教訓，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動力讓房價大起大落。
當然，回顧歷史，房價大幅下跌不是沒有，但其發生的時機往往是在經濟危機期間，而非人為的調控。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席勒曾編制了著名的Case-Shiller房價指數，該指數發現，從1890年到2013年長達123年的歷史中，美國房價真正大跌的只有兩次，一次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時代，另一次是2007—2011年的全球金融風暴時代，其他大部分時間表現為上漲與平穩。
説了這麼多，真正的結論是：面對板上釘釘的“房地產税”，既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不能高估的原因是，它一定不會讓房價出現斷崖式下跌，否則市場會不可控。
不能低估的原因是：它會與其他組合拳一起，無限拉高交易成本，逐漸剝離房子的投資屬性，讓不動產的投資收益迴歸社會無風險利率水平，這個可能性才是真正需要重視的。
還是前文説到的席勒指數，如果盤點1890年到2013年的美國房價走勢可以發現，美國房價在過去的100多年中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3%，略高於美國2.8%的通脹率，這其實就是社會無風險利率水平，換句話説，和買餘額寶差不多。
不過，請注意這個指數的時間跨度是100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才剛剛20多年時間，不能用席勒指數來解釋，對中國購房者來説，也根本不需要考慮100年這麼長的投資週期，10年甚至5年就夠了。
03
三個應對建議
既然大環境與大趨勢不可對抗，個人應該如何決策呢？我想給出三點建議：
一是分散配置：房地產税是一種地方税，不可能做到全國一盤旗，一定會因城施策。一線城市有條件開徵，但其他城市未必，很多二三線城市目前正在搞人才爭奪戰，如果開徵房產税，會加速人才與產業的流失。
相反，這些城市可能會以低税率甚至零税率為籌碼，與一線城市爭奪人才。所以，分散配置是有必要的，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裏。
二是購買有租賃價值的物業：從紐約、倫敦、香港的經驗來看，租金是一個對衝物業持有成本的有利工具，例如紐約不少房子的租售比高達5%，扣除3個點的持有成本後，還能有兩個點的收益，再加上每年兩三個點的升值收益，跑贏通脹還是可以的。
所以，房地產税時代，一定要把租金價值重視起來，這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原來的資產配置邏輯：那些租金價值低的旅遊地產、人口淨流出城市的商鋪、遠郊超大户型等三類房子，可能會因為“租不抵税”而加速拋售，變得一文不值，而大城市中心那種租賃價值高的小户型甚至商住物業，反而可能會價值重估。
三是多生孩子：中國的房地產税應該有一定的免徵面積，而且很有可能是按人均面積來計算，那麼孩子多的家庭就能享受更多的免税額度，而未婚有房人士可能因為人均面積過大而要收一筆“單身税”。
種種跡象顯示，房地產市場的各項交易成本只會越來越高，而任何一個市場，其套利空間和交易成本都是成反比的，這是否意味着，中國人靠買房子改變命運的機會窗口會否已經悄然關上？相信眾説紛紜。
我對此仍然是持樂觀態度的，畢竟房地產的本質功能還是抗通脹，而放眼全球大部分國家，實在找不到一個比房子更理想的工具，天量的貨幣總得有一個出口吧？
要讓房價真正平穩，就得控制好貨幣發行，一些發達國家的房價之所以平穩，除了供求關係改善（城鎮化已經完成），更重要的還是貨幣政策穩健。
如果説供求關係、交易成本對房價的影響是－50%，那通脹對房價的影響可能就是200％甚至更多，小風小浪改變不了大江大河的方向。
房地產向來是一個複雜度特別高的市場，正反兩股力量的共存是很正常的，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得看清主力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