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華為因為押注GSM失誤,在國內市場一敗塗地,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任正非抓住了海外市場這根稻草,終究衝出重圍,開始騰出手來謀劃新業務。
那個時候,手機是很自然的選擇,但芯片這個核心技術一直被牢牢掌控在西方手中,這個局面讓任正非如坐鍼氈。
任正非想了很久,找來何庭波,對她説:“給你2萬人,每年4億美金的研發經費,一定要站起來!只有這樣,別人斷我們糧的時候,還有備份系統能用得上!”
當時整個華為只有3萬人,研發經費不足10億美元,這意味着任正非把華為的未來押注在了何庭波的肩上。
那時候何庭波35歲,已經在華為工作了8年,對任正非的工作作風非常瞭解,但即便如此,她還是被任總的魄力嚇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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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華為海思正式成立。任正非給海思定下的目標是:三年內,招聘2000人,外銷40億元,結果到了2006年,第一個目標早就完成了,而第二個目標卻根本沒法説,因為海思連自己的定位都沒搞清楚。
2006年前後,海峽對岸的聯發科在業內首創了Turnkey工程,手機的主要功能被集成在一塊小小的芯片上,造手機的難度大大降低。隨之而來的是,山寨機全國氾濫,而聯發科得以一躍成為全球前列的芯片製造商。
聯發科的成功海思也很想學,但是芯片開發是一項高精尖科技,技術難度大,研發週期長,不是隨便山寨幾下就能解決問題的。
海思苦幹三年,只在機頂盒、數據卡、視頻編解碼芯片上有了一點進步,更大的突破則完全沒有,所謂三年外銷40億元的目標更是無從談起。
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2009年才稍有改觀,因為2009年,海思發佈了第一款應用處理器——K3V1,但是遺憾的是,K3V1並不成功。
K3V1採用110納米工藝,在當時已經是相當落後的水平,而操作系統更選了Windows Mobile。因此K3V1從一開始就不受歡迎,甚至連華為自己的手機廠都不願意使用。海思走投無路,只好與外面的山寨廠合作,結果不但沒賺着錢,還傷害了華為的品牌。
為什麼海思的芯片就是做不好呢?華為高層在會議上多次質問這個問題。海思有人提出,高通的芯片是全球幾萬家手機廠手機廠支撐起來的,蘋果和三星都使用自家的芯片,作為母公司,華為為什麼不支持海思的芯片?
痛定思痛,華為於2009年底整合芯片業務和終端業務,一定要全力支持海思的發展。
2010年,海思推出了首款TD-LTE基帶芯片——巴龍700,終於從高通密不透風的防線上攻出了一道裂痕。海思開始使用安卓系統,芯片架構也換成了先進的ARM。
2012年8月,K3V2誕生了。
K3V2採用40nm工藝,是一款比較成熟的產品,當時號稱“全球最小的四核A9處理器”,但是與高通、三星相比,其工藝、性能都還有很大差距。那時候,餘承東剛剛執掌手機業務,迫切希望擺脱低端機的形象,他對K3V2不滿意。
事實證明,餘承東是對的。那時候使用K3V2的華為手機因為發熱量太大,遭到消費者的牴觸,而K3V2的兼容性問題更是層出不窮,讓華為的開發人員疲於奔命。
K3V2不好用,但何庭波和海思團隊卻沒法立刻提供替代品,這種局面持續了兩年,導致華為的D2、P6等許多機型都不得不沿用K3V2。
受海思的影響,華為手機那些年市場評價並不好,甚至一度引發負面質疑,而在華為的企業文化氛圍之下,可想而知當時何庭波和她的海思團隊面臨了多麼大的壓力。
那時候不少中國消費者認為,華為不採用高通的芯片是愚蠢的固步自封,但華為不為所動。
許多年後,何庭波在致員工的信中寫道:“在那個雲淡風輕的季節,公司做出了極限生存的假設,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為仍將持續為客户服務。為了這個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數千海思兒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為悲壯的長徵。”
2014年初,工藝升級至28nm的麒麟910芯片誕生,海思第一次將基帶芯片和應用處理器集成在一塊SOC(系統級芯片)裏。
十年磨一劍,海思終於追平了高通。
在麒麟910誕生之前,高通幾乎壟斷了全球高端基帶芯片,但這個形勢在2014年出現了轉折點。從麒麟910到麒麟980,海思不但在工藝上領先至7nm,性能和功耗上更是不遜於高通,搭載海思芯片的華為不斷突破,已經具備了挑戰蘋果行業地位的實力。
2019年4月,世界芯片產業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轉變,蘋果表示希望能從華為採購5G芯片。
那麼,任正非是怎麼回答這個問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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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風雨讓十四億中國人充分認識到,閉關鎖國沒有前途,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我們才會有更好的未來。
對於這一點,華為感同身受。
4月15日,任正非表示,在向智能手機競爭對手出售高速5G芯片和其它芯片方面,華為持“開放態度”,其中也包括蘋果公司。
如果把時鐘往前撥轉一年,當時恐怕中美兩國都沒有人能想到劇情的反轉會來得如此迅速,去年中國想買美國的芯片,可沒有人給出這樣“開放態度”的回答。
蘋果是華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但華為不懼,並且無意用5G芯片做籌碼來要挾蘋果,華為當下最想做的事是在全球範圍內儘可能地推行華為5G。
4月裏,德國的《經濟週刊》報道稱,任正非表示,華為向德方提出建議,願意簽署一份“不監控協議”,希望能以此解決外界對華為參與建設德國5G移動基礎設施的安全擔憂。德國聯邦網絡局主席約亨·霍曼在接受採訪時説,若華為符合所有安全要求的話,則無意阻止華為的參與。
5月14日,據路透社報道,華為董事長樑華在倫敦表示:“我們願意與包括英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簽署無監控協議,致力於讓我們的設備符合沒有監控、沒有後門的標準。”英國政府發言人則表示,“英國電信網絡的安全性和韌性至關重要,我們對目前在英國部署的華為設備實行嚴格控制。”他同時強調,將在近期公佈事關華為的電信供應鏈評估結果,所有網絡運營商都必須遵守屆時所做出的決定。
5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他要求,美國企業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此舉被外媒廣泛認為是在為封鎖華為業務奠定基礎。
這不是華為第一次被美國打壓,以特朗普的個性,這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事實上自華為2001年開拓美國市場以來,這種事就從未停息過。
2003 年1月,美國傳統電信巨頭思科公司率先發難,將華為告上聯邦法庭,認為華為侵犯了其知識產權。但2004 年,這場訴訟以華為、思科各自發表聲明和解而收場。
2010年,摩托羅拉起訴華為,稱華為參與了一起精心策劃的陰謀,其中涉及摩托羅拉幾名前員工,以及一家為了竊取蜂窩網絡技術而成立的殼公司。此案最後也以雙方的和解結束。
出手打壓華為的力量遠不止這些企業,甚至連美國商務部、國會、外國投資委員會等政府機構,這些年來都在不斷地以可能損害國家安全為由,接二連三地打壓華為。華為不僅被排除在美國主流運營商的網絡基礎設施門外,多次併購項目也相繼流產。
2007 年,華為試圖併購3com公司,被美國政府阻止。
2010年5月,華為試圖收購3Leaf公司的部分資產,被美國相關部門阻撓。
2010年秋,美國運營商SprintNextel為其網絡升級招標,華為本已中標,但在美國國會和美國商務部的幹預下,最終失敗。
2018年1月,華為即將在拉斯維加斯CES大展上宣佈與美國電信運營商AT&T達成合作協議,但就在最後一刻,美國政府施壓,迫使AT&T放棄與華為合作,不在美國售賣華為智能手機。
AT&T、T-Mobile、Sprint還有Verizon,這四大運營商佔了美國手機市場銷量的80%,但它們都無法和華為合作。因此,華為手機只能以零售方式,在亞馬遜網站、百思買超市售賣。
2018年3月,美國最大的電子產品零售商百思買(Best Buy)也停止從華為採購手機,並停止銷售華為的產品。
8月,特朗普簽署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第889條要求,禁止所有美國政府機構從華為購買設備和服務。
12月1日,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華被捕。美國向加拿大要求引渡,但在12月11日,特朗普表示,如果有助於美中達成貿易協議,他願意跟美國司法部幹預孟晚舟案。真相已然明瞭,不過是一場出於政治利益而實施的綁架。
然而華為沒有屈服。2019年3月7日,華為宣佈起訴美國政府,控告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違憲。
5月17日凌晨,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的一封致員工信刷屏。何庭波在信中寫道:
“數千個日夜中,我們星夜兼程,艱苦前行。華為的產品領域是如此廣闊,所用技術與器件是如此多元,面對數以千計的科技難題,我們無數次失敗過,困惑過,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過。
後來的年頭裏,當我們逐步走出迷茫,看到希望,又難免一-絲絲失落和不甘,擔心許多芯片永遠不會被啟用,成為一直壓在保密櫃裏面的備胎。
“今天,命運的年輪轉到這個極限而黑暗的時刻,超級大國毫不留情地中斷全球合作的技術與產業體系,做出了最瘋狂的決定,在毫無依據的條件下,把華為公司放入了實體名單。
“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間兑現為公司對於客户持續服務的承諾。是的,這些努力,已經連成一片,挽狂瀾於既倒,確保了公司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大部分產品的連續供應!今天,這個至暗的日子,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兒女成為時代英雄的日子!”
何庭波的信也告訴每一位中國人,美國的芯片封鎖打不垮華為,華為一定可以憑藉自身的力量成功突圍。
那麼,華為對突圍的自信究竟來自於哪裏?
3
前不久,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做了一場演講。他説:“中國經濟這兩年,也許還包括未來的幾年,基本就處在一個突圍的狀態。”
為什麼要突圍?我們被什麼力量圍住了呢?
周其仁説,主要是兩個力量,一個是全球格局正發生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當其中,被圍住了;另一個是我們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長帶來的國內經濟的一些變化,這也把我們圍住了。能不能完成這次突圍,關係到中國能不能晉升到現代化強國的行列,同時也對全球經濟走向會產生一些外延式的影響。
那麼,中國該如何突圍?
周其仁教授説“窮就是競爭力”,這一點有待商榷。
乍一看,低人力成本好像真的是優勢,因為企業總是在尋找成本更低的地方,所以當中國人力成本逐步走高之後,不少企業開始向東南亞,甚至非洲轉移。但其實深入地想一下,低人力成本是果,而不是因,認為低人力成本是優勢的人,其實顛倒了因果關係。
低人力成本其實説明該區域的人力沒有市場競爭優勢,所以便宜,而不是因為便宜,所以它成了優勢。幾十年前中國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水平與當下不可同日而語,同時還有一些制度性的阻礙存在,勞動者效率不高,所以人力成本低。但當代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了,窮已經不是中國的競爭力。
效率,才是當下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在市場經濟時代,價格只是結果,人力的定價是依據其效率價值來定的,高收入是因為他有更高的效率。所以,我們不要擔心因為人力成本不如印度及東南亞國家低,外資就會持續流失。換句話説,即便外資流失,它的癥結也不在人力成本上,而是在於其他的因素,比如一些制度性因素導致的效率低下。
華為就從來不走低人力成本路線。眾所周知的是,華為人的薪資很高,但同時華為的工作非常辛苦,這説明高效率對應高薪資,這個基本經濟邏輯是對的。中國要突圍,也得想方設法讓全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提高效率。
周其仁教授給中國的突圍之道開了三條藥方:第一是改革突圍,第二是應對突圍,第三是創新突圍,這三條路都是正確的。
周教授重點強調了一下創新突圍,但其實創新突圍現在的社會共識很高,甚至幾乎沒有什麼根本性的分歧。創新是企業的天性,經濟好不好,企業都會努力創新,這一點甚至都不必強調。
真正需要強調的是改革突圍和應對突圍。
結語
華為確實是中國最優秀的企業代表。
它很獨立,從來就沒有指望靠着美國芯片過日子,早早就確定了自主研發的道路。它很有魄力,早在2004年就不惜大手筆投入芯片研發,歷經十年風雨終於成功。
更難得的是,無論世界風雲如何變化,無論經歷過多少艱辛,華為始終對世界保持着開放的心態,即便是對手,華為都願意保持“開放態度”。
談,大門永遠敞開;打,堅決奉陪到底,這就是態度。
這樣的華為確實是打不垮的,即便前方有千軍萬馬,刀劍入林,它的突圍也必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