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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中心西移

2019/02/10 10:16  新财富

亚当·斯密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那么对政府来说,还有什么比发展人口更重要的?

来源: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ID:i-caijing) 作者:易富贤 | 编辑:苏琦

人口并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非资源」(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新资源」(如太阳能、氮肥)。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聚焦于人口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也欢迎其他学者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充。

01

历史上人口变局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中原地区长期是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但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减少,江南却因为相对安稳而人口增长较快,精英层衣冠南渡,加上气候因素,人口和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前,江西只占全国人口的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却占全国的24.7%了,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朝后,随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口占全国比例降至1381年的15.0%、1542年的9.8%、1776年的6.3%、1953年的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不断下降。

唐宋时期,四川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天宝元年(742年),四川人口占全国的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259万户,占南宋的20.4%。但是宋蒙战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至1282年的12万户,民生凋敝。明朝时期,湖广(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性增长,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增至310万人,占全国的5.1%。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锐减,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仍不足10万人。清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685年的0.4%增加到1776年的2.9%、1820年的7.8%、1910年的1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随之提高。

在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高产作物导致人口爆炸,「炸」得最厉害的是英国(含爱尔兰)和俄国。英国人口从1500年的47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5309万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人口更是从1776年独立时的250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1.52亿人。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人口爆炸引发了工业革命,随后传播到欧美地区。英美两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5%上升到1950年的8.1%,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6%上升到34.0%。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8%上升到1820年的25%、1950年的57%。

俄国(前苏联)人口从1600年的2070万人增加到1820年的5477万人、1940年的1.99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600年的3.7%增加到1940年的8.5%,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3.4%上升到9.3%,在1931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口在鸦片战争后却增长非常缓慢,只是从1820年的3.8亿人增加到1950年的5.5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

欧美主导的国际海运贸易给上海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年轻移民蜂拥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从1852年的54万人增至1949年540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13%上升到0.99%。1894年上海的对外贸易占全国的53%,1936年达到60%以上;1933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50%;1947年全国主要城市有工厂14076家,上海占55%。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迫使清朝政府于1860年解除对东北已经实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崛起的俄国和日本给邻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1871年的330万增加到1911年的1800万、1940年的4000万;占全国的比例从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

02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人口和经济结构再次冲击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欧盟、北美。以现值美元为标准,1980年这些地区占全球GDP的71%,主导着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

1980年美国、欧盟的中位年龄只有30岁、33岁,年富力强,经济充满活力。日、港、台、韩1980年的中位年龄为33岁、25岁、23岁、22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60年的3.8%上升到1980年的11.1%、1995年的20.8%。1980年美、日、港的人均收入分别是中国大陆的65倍、48倍、29倍,这些地区的小商人到中国大陆都算是大老板。

也就是说,当1979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外贸、外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加上海运的廉价,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10%上升到2006年的66%。

而中西部却因为远程贸易所带来的「冰山」成本,经济落后于东部,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入东南沿海,经济中心也一再东移。广东、江浙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9年的5.3%、11.6%上升到2006年的11.4%、16.1%。

比如广东、贵州1990年的0岁-19岁人口占全国的5.84%、3.39%,而2010年的20岁-39岁人口占9.33%、2.25%,2015年的25岁-44岁人口占9.36%、2.41%;以1990年0岁-19岁人口为基准,2010年、2015年广东流入了60%、60%,而贵州却流失了34%、29%。

2000年的0岁-4岁儿童到2010年是10岁-14岁,1990年的45+岁(45岁及以上)人口到2010年是65+岁(65岁及以上)老人,各地占比变化很小,说明儿童和老人基本都留守原籍。中西部劳动力的外流,导致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03

2006年: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往西南转移

1979年以来,中西部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滑,然后在2006年开始触底反弹。比如湘鄂、云贵桂、川渝、皖赣、陕甘宁的经济占比从1979年9.3%、5.5%、7.3%、5.9%、4.5%下降到2006年的6.6%、4.8%、5.4%、4.7%、3.3%,然后回升到2017年的8.3%、5.9%、6.6%、5.6%、3.85%。而东部的沪江浙、京津冀、广东的经济占比则从2006年的20.6%、10.3%、11.4%下降到2017年的19.6%、9.6%、10.5%。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更是从1960年的18.0%下滑到1979年的13.3%、2006年的8.5%、2017年的6.5%。也就说,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动,这是唐朝以来最大的转向。笔者在2005年-2008年,预测了这种转向: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导致经济减速,给中国东南沿海的经贸机遇减少;中国中西部内需市场在崛起。

笔者在《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2期的《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论证了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而非13.8亿人。本文假设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将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2(难度很大)。除中国大陆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生育率则按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就越强,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创新活力不断减弱。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比如日本的中位年龄从1965年的27岁增加到1985年的35岁、2015年的46岁,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也从1963年-1967年的9.5%降至1983年-1987年的4.2%、2013年-2017年的1.1%。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是经济发展的阻力,20岁-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经济活力。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劳动力/老人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比如韩国的劳动力/老人从1990年的11.3降至2005年的7.4、2015年的5.2,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也从1988年-1992年的9.1%降至2003年-2007年的4.5%、2013年-2017年的3.0%。

日、港、台、韩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33岁、26岁、23岁、22岁增加到2015年的46岁、43岁、40岁、41岁,人口在快速老化,经济增长率在快速下降。欧盟、美国的中位年龄也从1980年的33岁、30岁提高到2015年的43岁、38岁,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占全球比例在提升,日、港、台、韩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95年的20.8%下降到2016年的9.5%;欧盟、美国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2003年的60.3%下降到2016年的46.3%。

在2004年之前,与日港台韩、欧盟、美国的贸易一直占中国大陆总外贸的70%以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减速,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6%不断下降到2016年的37%,东南沿海的经济优势下降。

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1980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27%、2016年的80%,经济从过去的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而人口和消费中心仍在中西部,内需给中西部带来了机遇。并且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相对丰沛。这些因素驱动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

日本、欧盟中位年龄将增加到2030年的52岁、48岁,2050年的55岁、50岁,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将下降,GDP总量占全球比例必将继续下降,给中国的经贸机遇将继续减少。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相对平稳,2030年、2050年的中位年龄将只有40岁、44岁,总人口和劳动力还将继续增长,加上研发优势,今后经济占世界比例将长期波动在21%-25%。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正在重振制造业、抬高市场准入门槛,一方面由于印度等国的产品开始占有美国市场,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可能将下降。

而2015年东南亚的中位年龄还不到29岁,正处于迸发经济活力的阶段,加上地缘优势,对华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从2000年的8.3%上升到2016年的12.3%,很快就要超过欧盟对华贸易了。2015年南亚(包括印度)、中亚、西亚、非洲的中位年龄分别只有26岁、26岁、27岁、19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94年的5.4%上升到2016年的11.4%,对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也从2000年-2002年年均15.7%上升到2014年-2016年年均26.2%,还将快速上升。今后几十年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将是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将给中国西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经济中心继续西移。今后到这些地区的铁路修通后,中国西部将从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

04

从劳动力迁徙看各省的经济前景

20岁-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是最有经济活力的人口。东北20岁-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5年的7.6%,同期经济占比也从13.1%下降到8.0%。

由于东北年轻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人们就误以为是人口外流。其实东北的人口流出、流入大致平衡,辽宁略有流入,黑龙江略有流出。比如,2015年黑龙江人口净流出,但是常住人口中仍然有55万是外省人。

很多人以为东北人口大量流往海南。但海南2015年常住人口911万人中,外省人口只占62.5万人,包括6.4万东北人(集中分布在三亚)。由于三亚常住人口中有20%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又有22%是东北人(3.7万人),再加上东北人明显的体征和语言特色,这就给人一种假象:在海南的东北人很多。

广西的劳动力流失率远比黑龙江高,但是由于生育率较高,补充了劳动力,留在本省的20岁-39岁人口占比仍然稳中有升,经济占比也没有像东北那样大幅下降。东北经济衰退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核心原因是他们不再「制造」东北人了,「人口制造业」的衰退,必然导致「物质制造业」的衰退。

川渝常住人口20岁-39岁人口占比的降幅比东北还大。但川渝是因为劳动力外流,而东北是因为生孩子太少。川渝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仍寄钱回家养孩子、养老人,仍在贡献家乡的内需和经济。2010年笔者在西南大学演讲曾判断重庆的劳动力将开始回流,今后几年重庆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现在果然如此,比如1990年重庆、四川的0岁-19岁人口占全国的2.31%、6.64%,而2010年的20岁-39岁人口只占1.81%、5.37%,说明劳动力严重外流;但是2015年的25岁-44岁人口却占全国的1.96%、5.43%了,有经验、有见识、有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回流。而东北既没有人寄钱回来,也没有人可以回流。

为什么外迁劳动力开始回流?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以前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吸引着人口流入。但是后面由于各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财税制度的倾斜,人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比如说,密西西比一直是美国最穷的州,人均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从1930年32%上升到1950年的51%、1980年的70%、2015年的72%;而纽约州却从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2015年的122%。1956年东京的人均GDP是全国的1.95倍,吸引着人口流入;1967年降至全国的1.55倍后,东京人口占全国比例开始下降。日本最穷的冲绳县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从1970年的41%上升到2000年的66%、2014年的71%。

深圳的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全国的5倍了,1991年更是6.5倍,广州也是全国的3.2倍,吸引着年轻劳动力涌入广东。上海、北京在1996年、2000年放开人口闸门时,人均GDP分别是全国的3.7倍、3.1倍。

重庆、四川、湖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劳动力输出地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在2005年前后触底反弹,从2005年的81%、59%、66%、34%、57%、55%上升到2017年的103%、72%、82%、61%、71%、68%。而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2.1倍、2.0倍、2.5倍、3.0倍了,还将继续下降,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在下降。

湖南、广西、安徽、河南、四川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2015年光是向北京、上海、广东这三地就分别流出了488万、362万、348万、329万、299万人口。从25岁-44岁劳动力流失率来看,贵州、河南、安徽、广西流失率最高,2015年分别流失了29%、21%、20%、20%,留守危机也最严重。但是流失率高也意味着今后人口回流势能大。

对于人口输出的中西部省份来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味着有后发优势,有经济上升的强大势能。现在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在改善,国家也出台了扶贫政策,将增强经济造血能力,拉动内需,区域发展差距将继续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外迁劳动力部分会带着技术、资金回流,将迎来一波劳动力红利,像前些年重庆那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劳动力流入地(珠三角、长三角、北京、天津)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将下降。

东北由于人口老化,经济活力减弱,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不断下降。1960年东北的人均GDP是全国的2.1倍,1980年还是1.5倍,而2015年降至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只是全国的82%了。人口外移的势能加大。

05

从人口结构看各省的经济前景

近期的经济看人口迁徙,长期的经济看人口生产(生育率)。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平均可以发现,东北、北京、天津、长三角最低,西部地区最高。生育率的差别也导致年龄结构的差异和经济活力的差异,东北的中位年龄最大,经济率先衰落。西部地区中位年龄小,经济潜力大。

北京、上海由于吸引了外来年轻人口,2015年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38岁、40岁,但是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高达44岁、50岁,比东北还要高;如果没有外来年轻劳动力,经济比东北还糟。

2015年广东的外来人口的中位年龄与北京、上海一样只有33岁左右,由于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也只有33岁,因此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33.7岁,全国最小。广东的人口结构最年轻,是因为1980年全国实行一胎化时,习仲勋主政的广东却出台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允许生二孩,其中农村的二孩政策一直延续到1998年,使得广东户籍人口「额外」多出生了数百万孩子,给经济注入了「额外」活力,改变了中国几十年的区域经济格局。但是由于广东在1998年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今后的人口结构也不容乐观。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儿童比例低,吸引了大量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利于近期的经济;但随着时间推移,年龄结构将由目前的纺锤形变成极为危险的倒三角形。这些大城市生育环境恶劣,民不聊「生」,生育率长期只有0.7,如果继续吸引外地年轻人,这些人生不起孩子,而相当部分将在此终老,今后将面临空前的老龄化危机,威胁社会稳定。并且,过多的年轻人流入这些大城市,也会使得全国的生育率低下,将会导致今后全国宏观经济的衰退。

年龄结构最好的是广西、贵州、西藏、云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儿童比例高,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今后老年化危机轻。

假设2015年后人口不再跨省迁徙(事实上仍然会有跨省迁徙的,比如现在的流动人口部分将返回原籍)。各省2015年常住人口年龄结构采纳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地区分性别、年龄的人口》数据,再用《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全国各年龄数据推算各省的各年龄人数。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为1.22、1.18,平均是1.20,假设各省未来的生育率也稳定在2000年、2010年普查的平均水平,比如吉林为0.80,广西为1.67。

20岁-39岁人口占比下降越快,劳动力/老人越小,中位年龄越大,那么经济活力就越低。2035年20岁以上人口是2015年之前出生的,因此2035年的20岁-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劳动力/老人是已经确定了的,不受今后生育率影响。

老龄化指数又称老少比,是指100个儿童(0岁-14岁)对应的老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指数越高说明老龄化程度越深。由于老人和儿童基本都留守原籍,因此老龄化指数比中位年龄更能反映真实的老年化程度。

2015年东北的中位年龄已经超过43岁了,相当于日本2006年的水平。日本2004年-2008年GDP年均只增长1.2%,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在2014年-2017年GDP还年均增长2.6%、6.3%、6.0%。原因之一是东北的劳动力/老人在2015年还有6.7,只略低于全国的6.9,而日本在2006年只有3.0了。但是东北的劳动力/老人在快速下降,今后将是全国最低,经济活力最弱,社保危机最严重。没有人口再生产的一场革命,东北是很难振兴的。

从各项人口参数综合判断,东北的人口结构最差,其次是华东、华北、华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规模优势,自然条件也更好,并且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最佳的区位优势,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广西、云南、贵州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加上广东的人口结构也较好,因此中国经济中心是往西南转移。

三大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最好,京津冀其次,长三角最差。江苏的经济不可能超过广东,因为户籍20岁-39岁人口在减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结构也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上海次之,东北最保守。全国的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社会心态也将不断「东北化」。

四川、重庆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今后的区位优势也不错。但是两地的生育率长期低于全国,经济后劲并不足。

全国各地的人口结构差距甚大,应该因「人」施政。东北已经进入了「经济老年」,需要「养生」: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日本、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低速增长。德国、日本的经济之所以相对较好,是因为2016年仍然有28%、27%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实体经济还坚挺;而法国、英国、希腊只有21%、19%、1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

东北如果「不服老」,继续追求速度,会导致经济结构恶化和数据的水分。老人如果「养生」得当,可能长寿百岁;否则,可能只能活到六七十岁。因此,人口结构恶化,决策需要更为科学、精细才行。东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就低于更替水平了,比全国早11年,东北的今日就是全国的明日。全国的人口结构都在快速老化,急需出台有效的「休养生息」政策,提升生育率。

很多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其实在人口结构改善后,经济也会随之而增长,这已经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亚当·斯密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那么对政府来说,还有什么比发展人口更重要的?

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人口发展,将人财两空,导致区域的长期衰败;注重人口发展,将人财两旺。没有「人口制造业」的振兴,就不可能有「物质制造业」的振兴。唐太宗等政治家将婚育和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标准,比现在以GDP为主的考核标准合理的多。各省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如何引导年轻人生儿育女。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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