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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应允许城市人下乡购买宅基地使用权

楊偉民:應允許城市人下鄉購買宅基地使用權

格隆汇 ·  2018/11/18 14:59

來源:《財經》

楊偉民表示,户籍、土地、住房等多項制度阻礙了城鎮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就是要破除、改革這些阻礙性制度,比如應該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允許城裏人到農村購買宅基地的使用權,同時簡化行政層級,設置更多城市。

城鎮化是現代社會的自然發展趨勢,但由於中國存在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附加其上的各種各樣的差異化政策,城鎮化存在很多制度性障礙,因此,中央提出推進新型城鎮化,就是要通過改革破除這些障礙。

11月16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在第三屆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時作出上述表示。這次論壇由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舉辦。

作為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一直被認為是中央經濟政策智囊。楊偉民此次表態,直接指出了當前各級政府在制定城鎮化公共政策上的各種問題。

諸多制度阻礙了城鎮化進程

從“十五”計劃前期研究開始,國家發改委規劃司着手研究城鎮化問題,提出“實施積極的城市化戰略,帶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直至2000年10月11日,在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首次出現“城鎮化”一詞,正式提出城鎮化戰略。

在楊偉民看來,從“十五”計劃實施城鎮化戰略至今,2017年户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2.35%,關於人的城市化沒有實質性進展。

當前,社會各界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路線已然是共識,在全會公報中對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進行了系統性的表述,然而五年過去了,各級政府層面的改革推行得如何?

楊偉民指出,“總體上看,改革落實還有很多的障礙。很多措施還是懸在空中,沒有落地。” 他認為,諸多現行制度阻礙了城鎮化的進程,主要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務制度、住房制度等。

“推進城鎮化就是通過改革破除阻礙城鎮化的各種制度”,楊偉民進一步解釋,實際上各級政府包括有關部門推進城鎮化的過程當中,沒有把重點放在改革上。有些地方將推進城鎮化當成經濟增長的手段,變成了規劃、建設新城新區,招商引資搞房地產項目等。“人的城鎮化的前提忘掉了,改革被丟掉了。”

六項改革破除城鎮化障礙

楊偉民認為,下一步推進城鎮化,有幾項改革亟待深化和啟動。

一是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央已經確定2020年城市要落户1億人的目標,在楊偉民看來,“按照目前的進度,很可能難以完成”。因此,“各有關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應該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明確要求,切實落實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夠選擇性執行。”

楊偉民認為,對白領和藍領、對大學生和農民工在落户時要同等對待,一視同仁,就像對待國企和民企一樣,不能有輕有重。有關部門應對一些地區不符合公平原則的積分落户制度進行檢查,責令修改。

由於制度原因,很多農民進城工作到40多歲就回家了,還有20多年的勞動時間浪費掉了。楊偉民認為,擴大勞動供給,不一定要增加勞動力人口,但要增加農民一生的勞動時間。如此,既能緩解用工難,又能減輕人工成本和社會保障成本的壓力,增強企業活力。

“幹20年和40年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樣的,這樣才能擴大消費的總規模,有助於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力、延長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階段。”楊偉民指出。

第二項改革是要重啟住房制度改革。城市離不開農民,大多數農民也不會再回到農村,因此應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解決進入城市的新市民住房問題。

各地應結合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抓緊設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可解決公積金制度的諸多弊端,為有意購房人提供金融支持。同時,租購同舉最主要解決的是租購同權,購房人和住房人和租房人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務,要改變户口只能落在產權人的户上、難以落在承租房上的問題。

第三項改革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土地改革已經有33個縣市試點,楊偉民在肯定現有成果的同時也指出,可以在思想上再解放一點,在不改變農村建設用地集體所有制前提下,通過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的產權制度改革,解決城鄉建設用地的市場分割問題,實現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最終實現城鄉建設用地市場的統一。

楊偉民還認為,目前農村空置宅基地有3000萬畝,相當於目前所有城市建成區的37%,比城市目前所有的住宅用地的總量還多。因此,拿出一小部分農村空置的宅基地轉為城市居住用地,可以大幅度降低地價,應該賦予農户對宅基地充分的用益物權,可以長租、流轉、抵押、繼承。

“允許農村進城落户的人口在全國範圍內出售宅基地的使用權,他的收入可以用於在城市購房的初始資金,同時允許城市人下鄉購買他們宅基地使用權。”楊偉民指出。

第四項改革是建立透明、規範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一是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二是讓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

但目前還是自上而下確定發債指標,地方政府無權根據自身的需要和財力自主決定發債規模,這是目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大幅增加的體制土壤。對此,楊偉民指出,“應該賦予城市政府發行法定債務的自主權,上級部門的任務是進行規範,讓發債行為更加透明,讓市場決定城市債務風險和收益。”

針對當下PPP項目中普遍存在着寧要國企不要民企的現象,楊偉民表示,“如果國有資本投入到民間資本也可以從事的領域,必然會產生擠出效應,擠壓民間投資空間。”楊偉民指出,與其政府與國企合作,承諾給國企高於貸款利率的回報,不如多給地方政府一些債務指標。

第五項改革是以城市羣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形成城市羣涉及諸多制度改革。“如何實現規劃一體化?如何打破地區封鎖,實現市場一體化,招商引資政策均等化?如何實現人口資金、土地、科研成果在城市羣內部自由流通,市場化配置?如何實現交通一體化和網絡化?”

楊偉民指出,當前為配合跨城市之間協調,設立了一些臨時性機構,缺乏權威性,難以有效解決城市羣協調發展當中的問題。

第六是簡化行政層級和改革建制市設置模式。中國目前的行政體制是1983年以來逐步形成的,存在管理層級多、財政負擔重、行政效率低等問題。“原則上不應該進行全域性的地改市,縣改市,縣改區,應該儘快改變行政設置”。同時,對於人口體量巨大的建制鎮,施行鎮改市,“中國13億人口,只有600多個城市是遠遠不夠的。”楊偉民説。

譯文內容由第三人軟體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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