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侯明伟先生已累计12次获得由The Asset颁发的「亚洲G3债券睿智投资者奖」，其中8次位列第一。侯明伟表示，目前在贸易形势不确定、利率波动等宏观环境下，投资高息债最大的风险就是信用风险，去年亚洲的违约率是2.5%，今年预计会到3%，明年、后年可能更高，达到4%-6%，因此高风险投资需要小心谨慎。话虽如此，我们还是有办法找到低风险、低波动率的策略，看好亚洲短久期高收益债券的价值。

侯明伟指出，全球28%的固定收益投资品种已经达到负利率水平，投资者若要拿到较高的票息，就得去投资高收益债券。根据巴克莱银行的高收益指数，在全球高息债当中，亚洲（指数收益率为7.2%）的估值吸引力大于美国（5.7%）与欧洲（3.5%）。尤其是中国更具优势，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中国高息债收益率从2019年3月至今已扩大了200个基点，估值优势凸现。其中，中国高息地产债收益率尤为突出，已达到约9%-10%，较其长期平均利差高出了50个基点。

侯明伟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直接和中国高息债的利差挂钩。从2008年到现在几次放水和缩表的周期看，缩表时利差是变宽的；而政府放水的时候，利差是缩窄的。去年年底以来，中国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高息债价值有正面的作用。

但收益率扩大后，债券违约风险逐渐提高。侯明伟指出，高收益债券并不能随便投资，亚洲高息债中，最看好的是房地产板块。

中国地产行业违约可能性适中，发行人偿债意愿高

侯明伟认为投资债券与股票的不同之处是，股票赚的是资本利得，由于终值因人而异，所以价格风险自然就高了；而债券是到期付本息的投资，只要控制好信用风险，赚的票息也可以为亏损提供缓冲。他指出当今市场上，已有30多只中国地产债以超过15%的收益率在交易，这意味着3年累计违约率为50%，而这个违约风险是被过分夸大了的。在侯明伟职业生涯曾经历的三轮周期中，信用违约高峰时的违约率通常为10%-11%。一个具有风险分散能力的多元化组合，在平均票息为9%的情况下，如果两年持有到期，就有18%的收益。这18%的票息收益提供了很好的缓冲安全垫，即使组合违约率升至25%，组合整体还是可以做到不亏钱。因此，侯明伟相信短久期的中国房地产高收益债券是值得关注的投资板块，但组合投资会胜于个券投资。

侯明伟进一步指出，买房地产债不仅要看发行人的信用情况，很多时候还要关注政策风险。从2006年第一批境外美元房地产债发行，到现在为止已有13年的历史，期间仅有两次违约事件。中国一直依赖房地产来保持经济增长，卖地是许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何况华人传统上向往安居乐业，因此房地产行业有政府的持续支撑。另一方面，能在海外发债的中国房地产商往往是行业的佼佼者、排名前50，整体实力较强。尤其境外融资平台对发行主体业务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公司的偿债意愿较高。

此外，仅有的两起违约事件发生后，其实房企的偿还率是很高的，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房地产企业土地储备很多，也很有价值。房企如果违约，一般有两种解决途径：第一是债务重组；第二是清盘。如果是清盘，偿还率比较低，对于投资人会比较麻烦；如果是债务重组，通常会拿新债换旧债，亏损比较少，而且有土地储备可以做抵押，新债还会有价值。

放缓的供给从技术面提升中资地产高息债价值

在2017至2019离岸一级市场连续两年的繁荣之后，侯明伟预计2020年中国的地产高息债券供应将更为温和。随着开发商将注意力转向资产负债表的优化和应对严监管后，新的债券供应将主要与再融资需求相关。侯明伟表示，去年开始发改委出台了一些政策，为控制地价禁止了一部分发行人发债买地，但其目的不是打压发行人。长期看，政策对保持地价的平稳有积极的作用，但短期会造成一些市场波动，一级市场发行量也会减少。而且近期新发的境外债券都是较短久期的，房企再融资压力将在1-2年内有所缓解。

针对政府对房企的调控，谢亚祖表示，房企有足够的经验应对调控，调控反而可以改善企业现金流。调控不一定是坏事，对股票可能不是利好，但若房企能把买地的钱用来偿还债务，那么对于房地产债券的投资人而言反而是件好事儿。侯明伟表示，调控主要是为了保持合理的地价，并非限制房地产商发展。中资房企不仅违约风险较低，而且境外发行人通常都有香港股权平台，意味着他们在境外融资的能力较强。

除了中国房地产板块，侯明伟也看好印尼的高息债。2019年印尼高息债板块与亚洲高息债利差扩大，印尼高息债在4月份印尼大选后更具投资价值。印尼的信用基本面稳定，随着美联储降息，印尼不太容易受到外部风险情绪的影响。侯明伟表示，2017年起，三大评级公司穆迪、标普和惠誉对印尼的主权信用一致给出了投资级的评级，且其信用轨迹一直在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