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馬家進 羅志恆
導讀
4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宏觀上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微觀上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0」到「56789」，湧現出華為、騰訊、阿里等一批世界級優秀企業，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流砥柱。
民營經濟為中國經濟高速高質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當前面臨諸多困難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戰，亟待新一輪改革開放。繼《落花有意——當前民企生存環境及建議》引發廣泛關注之後，我們繼續深入探討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核心觀點
1、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產權明晰、激勵約束有效，通過價格與競爭機制創造價值，資源配置效率高
改革開放的成功是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開放的成功。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是積極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主體，完全國有是計劃經濟的微觀基礎。
民營企業因產權清晰、激勵約束有效，能夠真正發揮價格和競爭機制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的過程。因自然壟斷和公共物品等，國有企業有必要存在，並限定在特定領域。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該發揮各自優勢：民營企業集中於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集中於自然壟斷、公共物品、國計民生等非競爭性領域。當前中國亟需推進民營經濟發展重大理論創新和中長期制度安排，有效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國有企業在獲得批准許可、政府採購和低成本的銀行融資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市場表現卻弱於民營企業，例如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總資產收益率（ROA）、淨資產收益率（ROE）以及分行業的ROA和ROE均顯著低於私營工業企業。
原因有三：一是產權公有導致所有者缺位；二是體制性因素導致激勵約束不足；三是社會公共職責導致負擔過重。即弗裏德曼提出的：民營企業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效率又講節約」，而國有企業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也不講效率」。
2、過去40年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蹟」，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開放，最主要的動力是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外資企業大規模進入和國有企業深化改革。
3、民營經濟在過去40年中取得了從「0」到「56789」的偉大成就：
1）民營企業税收貢獻超50%，民營企業是政府税收和國家財力的最大貢獻者。1985年，全國工商税收中，全民所有制佔比71.7%，集體所有制佔比24.1%，個體經濟僅佔3.0%；2019年1-7月，民營企業税收佔比56.9%。
2）民間投資佔比超60%，製造業投資中佔比超85%，民營企業是投資的最大推動力。198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佔比81.9%，集體經濟佔比5.0%，個體經濟佔比13.1%。2019年1-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佔比60.3%，在製造業投資中佔比更達到85%以上。
3）民營企業發明專利佔比超75%，民營企業是中國科技創新的主力軍。2000-2017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申請數和有效發明專利數分別由2.62、0.80和1.53萬件快速上升至81.70、32.06和93.40萬件。2017年，民營企業專利申請數佔比77.8%，發明專利申請數佔比77.4%，有效發明專利數佔比75.8%。
4）民營企業就業存量佔比近80%，增量佔比超100%，民營企業是城鎮就業的最大保障。1978年城鎮就業人數9514萬人，其中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分別為7451萬人和2048萬人，而個體經濟僅有15萬人，佔比0.16%。2017年城鎮就業人數42462萬人，其中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佔比53.4%，全部民營企業佔比近80%，增量佔比更是超過100%。
5）民營企業數量佔比超95%，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微觀基礎的最大主體。1978年，全國個體工商户只有15萬户，沒有私營企業；2017年，個體工商户增長至6579.37萬户，私營企業增長至2726.28萬户。2017年，全國企業法人單位數為1809.77萬個，民營控股企業佔比97.0%。
4、當前民營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遭遇顯性或隱性的所有制歧視：
1）思想上仍有些極左言論引發恐慌。改革開放已經40年，「民營經濟離場」、「新公私合營」等荒謬言論卻依然能夠引發社會廣泛爭論和民營企業家恐慌，表明計劃經濟落後觀念尚未完全清除。
2）政策上民營企業尚未獲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對待。國有企業與政府關係緊密，享受各種政策傾斜，例如政府採購和市場準入等，尤其是部分行業的行政性壟斷。而像去產能、環保限產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是對的，但在執行和度的把握上存在一定偏差，民企受到的衝擊更大。
3）融資上民營企業受到一定程度的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享受政府隱性擔保，預算軟約束使其具有大幅舉債的投資衝動，金融機構也願意為其提供充足且廉價的資金支持，對民營企業造成擠出。近期在金融去槓桿、信用擴張放緩的背景下，民企融資環境惡化。民營企業貢獻了國民經濟的「56789」，卻只佔用了40%左右的信貸資源，與其經濟貢獻完全不匹配。
當然，需客觀承認，部分民營企業的經營發展也存在一些問題，諸如環保不達標、税收社保繳納不規範、盲目擴張、產品同質化、創新不足等，要區分正常的市場出清和政策誤傷，促進民營經濟規範健康發展。
5、更大力度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支持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增長潛力巨大，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民營經濟是中國改革的晴雨表，改革每向前一步都是對民營經濟的再鬆綁，都會迎來民營經濟的大發展。
未來民營經濟佔比將繼續上升，助力中國大國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加快國企分類改革，對於一般競爭性領域，全面放開市場準入；2）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3）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正文
4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宏觀上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微觀上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0」到「56789」，湧現出華為、騰訊、阿里等一批世界級優秀企業，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流砥柱。民營經濟為中國經濟高速高質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當前面臨諸多困難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戰，亟待新一輪改革開放。繼《落花有意——當前民企生存環境及建議》引發廣泛關注之後，我們繼續深入探討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1 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產權明晰、激勵約束有效，通過價格與競爭機制創造價值，資源配置效率高
改革開放的成功是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開放的成功。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是積極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主體，完全國有是計劃經濟的微觀基礎。民營企業因產權清晰、激勵約束有效，能夠真正發揮價格和競爭機制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的過程。因自然壟斷和公共物品等，國有企業有必要存在，並限定在特定領域。當前中國亟需推進民營經濟發展重大理論創新和中長期制度安排，有效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1.1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該發揮各自優勢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相輔相成的互補關係，而非一進一退的競爭關係。理論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該發揮各自優勢：民營企業集中於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集中於自然壟斷、公共物品、國計民生等非競爭性領域。
1.1.1 民營企業：一般競爭性領域
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中，民營企業是最好的參與者。並且在適當的制度安排下，能夠兼顧資源配置的效率與公平。上述結論可由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證得。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競爭性市場的均衡配置結果是帕累託最優。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中，市場這隻「無形之手」能夠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而要使市場發揮作用，便需要市場中的所有參與個體基於自身目標函數最大化進行理性決策，相互之間充分競爭。毫無疑問，相較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才是更符合上述設定的市場化競爭主體，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
帕累託最優是效率最優，並未涉及資源配置的公平問題，而公平問題恰恰是市場經濟最常被詬病的地方。但事實上，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是中性的，市場機制完全能夠在實現效率最優的同時兼顧公平。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任何帕累託最優都能通過競爭性市場的均衡配置予以實現。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中，政府這隻「有形之手」可以進行適當的轉移支付以謀求公平，市場這隻「無形之手」則會自發實現資源的配置效率。在政府的良性幹預下，市場機制能夠兼顧效率與公平，因此不必擔心民營企業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之後會對經濟社會造成不利影響。
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中，政府需要做的是維護交易公平與秩序，防止企業合謀與欺詐，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斷改進監管，優化市場基礎設施，提高市場效率，當好社會的「守夜人」。政府不應當通過國有企業等非市場化手段下場比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違背公平競爭的市場精神，降低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
現實經濟當然不可能像理論描述中的這麼理想，但在最符合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假設的一般競爭性領域中，民營企業佔主導能夠實現與理論設想的最小偏離，非市場化的國有企業則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扭曲。
1.1.2 國有企業：自然壟斷、公共物品、國計民生等非競爭性領域
現實經濟中的某些領域並不滿足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前提假設，「市場失靈」時有發生。在自然壟斷、公共物品、國計民生等非競爭性領域中，國有企業才是最好的參與者。
像自來水、電力、煤氣等公用事業領域，前期需要花費大量的固定成本進行管道、線路等的鋪設與維護，但是後期提供相應服務的邊際成本卻很低，這類行業難以開展充分競爭，通常由一家或少數幾家企業壟斷，因此被稱為自然壟斷。自然壟斷行業存在一個問題：社會最優產量的條件是價格等於邊際成本，但是企業的平均成本顯著高於邊際成本，企業在社會最優產量處將會面臨虧損，因此並沒有動力充足供給，而是會選擇減少產量、提高價格、以獲取一定利潤。供給不足將造成社會福利損失，因此政府需要進行糾正，方法有二：一是對私營企業進行管制，限定價格並提供一定補貼；二是直接由國有企業進行經營，以社會福利最大化而非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
另一個面臨供給不足問題的領域是公共物品，典型代表有國防、基礎設施、基礎科學研究等。公共物品具有兩大特徵：非競爭性，新增消費的邊際成本為零，產品可被多人共享；非排他性，無法有效排除他人使用，產品難以收費。公共物品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而且難以防止「搭便車」行為，導致社會需求大，但是生產激勵弱，從而市場供給顯著低於社會最優產量，造成無謂的社會福利損失。因此公共物品通常由政府提供，一是政府向私營企業購買，二是政府通過國有企業直接供給。
還有一些領域則超出了經濟範疇，涉及政治軍事，事關國計民生。新古典經濟學倡導比較優勢與自由貿易，但在現實中，國家間經常由於衝突競爭而發生貿易摩擦與軍事摩擦，因此軍工、能源等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就顯得尤為重要。國計民生領域要獨立自主，不能受制於人，因此政府通過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來實現服務國家戰略、保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運行、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等宏偉目標。
自然壟斷、公共物品、國計民生等非競爭性領域往往互有重疊，譬如電力行業屬於自然壟斷，也涉及公共服務和國民經濟命脈，又如國防是公共物品，上游的軍工行業亦關乎國家安全。在這些非競爭性領域，市場無法自發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需要政府幹預以增進社會福利。雖然理論上自然壟斷和公共物品等相關領域可以在政府管制和補貼下由私營企業生產經營，但是由於信息蒐集難度、管制成本、目標衝突等因素的存在，國有企業可能更具優勢。因此在現實中，即使是歐美等高度市場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國有企業也在某些領域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1.2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績效對比
一般而言，民營企業的效率要顯著高於國有企業。下面以工業企業為例，比較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經營效益。
1.2.1 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益顯著低於民營企業
無論是從總資產收益率（ROA）還是淨資產收益率（ROE）來看，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表現都要顯著低於私營工業企業與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
2016年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得國有企業普遍受益，ROA和ROE顯著回升；而民營企業受環保督察、融資收緊等因素衝擊，ROA和ROE明顯回落。即便如此，2018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經營效益依然只有私營工業企業的60%左右。
1.2.2 國有企業的分行業表現也不及民營企業
根據《中國工業統計年鑑2017》，比較2016年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分行業中的市場表現。
在絕大部分行業中，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ROA和ROE都要顯著低於私營工業企業。在黑色金屬礦採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等壟斷性較強的上游行業，國有企業甚至出現虧損。國有企業僅在汽車製造業與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存在相對優勢。
1.3 為什麼國有企業效率偏低
為什麼在獲得批准許可、政府採購和低成本的銀行融資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的國有企業，其市場表現卻不如民營企業呢？
首先是產權公有導致所有者缺位。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使得每一個公司制企業都要面臨所謂的「委託-代理問題」，而國有企業的產權公有則會加劇這一矛盾。一方面，國有企業的代理鏈條過長，全體人民→國家→國務院→國資委→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國有企業集團公司→……→某一國有企業→企業管理層，從而導致權責不清、利益衝突、代理成本高、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另一方面，產權主體缺位和缺乏現代化公司治理結構使得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問題突出，企業管理層會為了自身利益而損害公司利益，並逃避監督。
其次是體制性因素導致激勵約束不足。國有企業中僵化的激勵約束機制會扭曲微觀個體行為、降低企業經營效率：第一，國企經理人的任命和整體的薪酬體系通常非市場化，員工容易喪失積極性，無法吸引或留住優秀人才；第二，國企中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較為濃厚，工作機制僵化，創新性工作不易開展；第三，預算軟約束和政府隱性兜底使得國有企業缺乏破產清算的壓力，國企經理人沒有積極改善經營效益的緊迫性；第四，不完備的公司治理結構使得對國企經理人缺乏有效監督和制衡，導致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或錯誤決策時常發生。
最後是社會公共職責導致負擔過重。國有企業是政府實現經濟社會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承擔着一定的社會公共職責：企業辦社會，國有企業要負擔員工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和保障，負擔沉重；即使嚴重虧損也難以大規模裁員減支，要維護社會穩定；在經濟下滑時要加快上馬新項目，而不考慮項目的成本收益等等。上述非市場化行為均嚴重影響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益。
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可由產權理論、契約理論和激勵理論等完美闡釋，或者更簡單地，用弗裏德曼的話來説就是：民營企業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效率又講節約」，而國有企業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也不講效率」。
如果低效率的國有企業佔比過高，會對經濟造成諸多不利影響：一是資源無法有效配置，對高效率的民營企業造成擠出；二是殭屍企業、產能過剩、槓桿高企，推升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三是經濟內外部失衡，消費不足、儲蓄過高、持續貿易順差等都與國企民企的二元經濟結構有關。
政府也在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對內產權改革提升效率，對外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戰略聚焦、業務整合、加大創新，激勵機制逐步搭建，市場競爭力顯著提升。
1.4 兩個中性原則：競爭中性與所有制中性
國有企業效率偏低及其對資源配置的扭曲，關鍵在於缺乏充分且公平的市場競爭。要糾正市場扭曲、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就必須堅持「兩個中性」原則：競爭中性與所有制中性。
競爭中性是指所有市場主體在經營中都能獲得公平競爭的權利。OECD對競爭中性定義了八大原則：經營範圍劃分、成本監管、回報率要求、補貼監管、税收中性、監管中性、信貸中性和和政府採購中性。競爭中性的本質是：避免國有企業依靠與政府的關係獲得不正當的競爭優勢，通過營造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促進資源高效配置和經濟健康發展。
所有制中性是指政府對各種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使其公平競爭。所有制歧視是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一大現實問題，國有企業在政府背書下顯性或隱性地獲得政策和資源傾斜，民營企業則相應地處於劣勢地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高尚全提出「所有制中性」原則，認為其是「競爭中性」原則的前提和基礎。鄧小平同志有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説的正是要拋棄所有制歧視，讓所有企業公平競爭。
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完善，民營經濟從「0」到「56789」
過去40年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蹟」，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開放，最主要的動力是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外資企業大規模進入和國有企業深化改革。
2.1 制度變遷：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為民營經濟的復甦和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與保障，其演進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1）1978-1991，市場經濟復甦。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後，政策上出現了急於求成的偏差，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經濟接近百分之百，非公有制經濟幾乎銷聲匿跡。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先後確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1988年憲法修正案首次明確了私營企業的法律地位。但在1989-1991年間，由於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局動盪，「姓社姓資」爭論加劇，人們在思想上對發展民營經濟顧慮加重，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陷入低潮，出現較大回落。
2）1992-2011，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了「南方談話」，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三個有利於」標準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等重要論斷，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存在和發展，掀起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熱潮，扭轉了民營經濟徘徊不前的局面。1998年以產權改革和「抓大放小」戰略重組為主要內容的國企改革拉開帷幕，民營經濟迅速填補國有企業退出的市場領域，實現又一輪快速發展。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兩個毫不動搖」，首次明確個體户、私營企業主等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4年全面放開外貿經營權，民營企業融入全球化，中國經濟快速騰飛。
3）2012至今，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民營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新的困難和挑戰，民營企業家預期和信心受到影響。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平等保護各類所有制經濟產權、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制度創新。黨的十九大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1月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指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在2019年9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強調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2.2 偉大成就：從「0」到「56789」
民營經濟在過去40年中取得了從「0」到「56789」的偉大成就。1978年以前，個體經濟零星存在，私營經濟禁止發展；現如今，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經濟的「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未來還將進一步上升。
2.2.1 民營企業税收貢獻超50%
民營企業是政府税收和國家財力的最大貢獻者。1985年，全國工商税收中，全民所有制佔比71.7%，集體所有制佔比24.1%，個體經濟僅佔3.0%；2013年，民營企業在全國税收收入中佔比首次超過50%。2019年1-7月，民營企業税收佔比56.9%，國有企業佔比26.2%，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佔比16.8%。
2.2.2 民間投資佔比超60%，製造業投資中佔比超85%
民營企業是投資的最大推動力。198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佔比81.9%，集體經濟佔比5.0%，個體經濟佔比13.1%。2019年1-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佔比60.3%，在製造業投資中佔比更達到85%以上。
2.2.3 民營企業發明專利佔比超75%
民營企業是中國科技創新的主力軍。2000-2017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申請數和有效發明專利數分別由2.62、0.80和1.53萬件快速上升至81.70、32.06和93.40萬件。2017年，民營企業專利申請數佔比77.8%，發明專利申請數佔比77.4%，有效發明專利數佔比75.8%。
2.2.4 民營企業就業存量佔比近80%，增量佔比超100%
民營企業是城鎮就業的最大保障。1978年城鎮就業人數9514萬人，其中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分別為7451萬人和2048萬人，而個體經濟僅有15萬人，佔比0.16%。2017年城鎮就業人數42462萬人，其中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佔比53.4%，全部民營企業佔比近80%，增量佔比更是超過100%。
2.2.5 民營企業數量佔比超95%
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微觀基礎的最大主體。1978年，全國個體工商户只有15萬户，沒有私營企業；2017年，個體工商户增長至6579.37萬户，私營企業增長至2726.28萬户。2017年，全國企業法人單位數為1809.77萬個，其中國有控股企業佔比1.8%，外商及港澳臺商控股企業佔比1.2%，民營控股企業佔比97.0%。
2.3 遺留問題：所有制歧視
制度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現實中，民營企業貢獻了「56789」，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但是2017-2018年民營企業經營困難增加，遭遇融資困境、信用債違約潮、股權質押風險等；「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沉渣泛起，嚴重衝擊民營企業家信心。追根究底，民營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遭遇顯性或隱性的所有制歧視。
第一，思想上仍有些極左言論引發恐慌。改革開放已經40年，「民營經濟離場」、「新公私合營」等荒謬言論卻依然能夠引發社會廣泛爭論和民營企業家恐慌，表明計劃經濟落後觀念尚未完全清除。中國需要再開展一次類似於「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解放，讓市場經濟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第二，政策上民營企業尚未獲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對待。國有企業與政府關係緊密，享受各種政策傾斜，例如政府採購和市場準入等，尤其是部分行業的行政性壟斷。而像去產能、環保限產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是對的，但在執行和度的把握上存在一定偏差，民營企業受到的衝擊更大。
第三，融資上民營企業受到一定程度的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享受政府隱性擔保，預算軟約束使其具有大幅舉債的投資衝動，金融機構也願意為其提供充足且廉價的資金支持，對民營企業造成擠出。近期在金融去槓桿、信用擴張放緩的背景下，民企融資環境惡化。民營企業貢獻了國民經濟的「56789」，卻只佔用了40%左右的信貸資源，與其經濟貢獻完全不匹配。
當然，需客觀承認，部分民營企業的經營發展也存在一些問題，諸如環保不達標、税收社保繳納不規範、盲目擴張、產品同質化、創新不足等，要區分正常的市場出清和政策誤傷，促進民營經濟規範健康發展。
3 更大力度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支持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增長潛力巨大，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1）中國有巨大的發展空間。2018年人均GDP超過9700美元，是美國的1/6，英國的1/5。
2）中國經濟增速在6%以上，是美國的2-3倍，十年後有望躍升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3）當前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59.6%，户籍城鎮化率僅43.4%，發達經濟體大部分超過80%。未來十年有望新增近2億城鎮人口，中國城鎮化還有20個百分點左右的較大空間。
4）中國有覆蓋14億人口的全球最大統一市場，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都可自由流動，存在巨大的規模效應。
5）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每年有800多萬大學生畢業，人口數量紅利走向人才（工程師）紅利。
6）中國創新創業十分活躍，全球新經濟獨角獸企業美國和中國分別佔比48%和28%。
民營經濟是中國改革的晴雨表，改革每向前一步都是對民營經濟的再鬆綁，都會迎來民營經濟的大發展。未來民營經濟佔比將繼續上升，助力中國大國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1）加快國企分類改革，對於一般競爭性領域，全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放寬部分製造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的限制，設置負面清單，打造更有競爭力的國內產業環境。放寬電信、物流、能源領域的管制，降低其他行業的經營成本，改善企業盈利；加快汽車行業的開放速度，促進內外資車企充分競爭，在競爭中不斷增強國內車企的技術和銷售水平，提升汽車行業競爭力；金融服務業進一步落實好已經確定的開放政策，吸引更多外資機構來華設立機構，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2）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和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願；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拓寬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渠道。
3）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民生領域教育醫療仍十分短缺，科技創新領域重大基礎性研發仍是短板，城市地上交通四通發達的同時城市地下管網建設仍十分落後——這些都需要公共政策重視，配上新的機制和新的開放。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微觀基礎的最大主體，是投資的最大推動力，是中國科技創新的主力軍，要充分激發民營企業活力，促進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
編輯/Sylv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