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聯儲局屈從於總統，是1971年，隨後通脹失控，經濟滯漲，時任聯儲局主席伯恩斯身敗名裂。今天的鮑威爾，絕不想重演伯恩斯的命運。
特朗普正用一條條推文威脅聯儲局的獨立性，而上一次美國總統如此施壓聯儲局，要追溯到1971年，美國大滯脹時代的前夕。
1971年，美國經濟已經面臨"滯脹"困境，失業率達6.1%，通脹率突破5.8%，國際收支逆差持續擴大。爲爭取連任，尼克松總統對時任聯儲局主席伯恩斯施加空前壓力。
白宮記錄顯示，1971年，尼克松與伯恩斯互動次數顯著增加，特別是在1971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兩人每季度的正式會晤達17次，遠超常規溝通頻率。
而這種干預在政策操作層面表現爲：當年，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年初的5%驟降至年末的3.5%，M1貨幣供應量增速達到二戰後的峰值8.4%。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全球貨幣體系劇變的這一年，伯恩斯對政治的妥協爲後來的"大通脹"埋下伏筆，直到1979年後保羅·沃爾克大幅加息才得以解決。
伯恩斯也因此揹負了歷史的罵名。今天的鮑威爾，絕不想重演伯恩斯的命運。
伯恩斯的妥協：政治利益壓倒價格穩定
1970年，尼克松親自提名阿瑟·伯恩斯擔任聯儲局主席。伯恩斯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家、曾是尼克松競選時的經濟顧問，兩人私交甚篤。尼克松對伯恩斯寄予厚望——不是作爲貨幣政策的把關人，而是作爲政治戰略的「配合者」。
當時，尼克松面臨在1972年大選中爭取連任的巨大壓力，而彼時美國經濟尚未完全從1969年衰退中恢復，失業率高企。他急需一波經濟增長，哪怕是靠「放水」製造的虛假繁榮。
於是，他不斷向伯恩斯施壓，希望聯儲局減息、增發貨幣，以刺激增長。白宮內部錄音記錄了尼克松和伯恩斯的多次對話。
1971年10月10日，在橢圓形辦公室中，尼克松對伯恩斯說：
“我不想就這麼下臺（I don’t want to go out of town fast）……如果我們輸了，這將是華盛頓最後一次由保守派執政。”
他暗示如果自己連任失敗，伯恩斯將面對一個由民主黨人主導的未來，政治氛圍將徹底改變。面對伯恩斯試圖以「銀行體系已經很寬鬆」爲由拖延更多寬鬆政策，尼克松直接駁斥：
「所謂的流動性問題（liquidity problem）？那就是廢話（just bullshit）。」
不久後，在一次電話中，伯恩斯向尼克松報告道：「我們把貼現率降到了4.5%。」
尼克松回應道：
「好，好，太好了（Good, good, good）……你帶着他們往前衝，你一直都是這樣做的（You CAN lead 'em. You always have. Just kick 'em in the rump a little）。」
尼克松不僅在政策上施壓，在人事安排上也明確表態。1971年12月24日，他對白宮辦公廳主任喬治·舒爾茨說：
「你覺得我們對阿瑟的影響差不多夠了嗎？我是說，我還能對他施加多大壓力？」
“如果不行，我就把他叫進來（If I have to talk to him again, I’ll do it. Next time I’ll just bring him in）。”
尼克松還強調，伯恩斯無權決定聯儲理事會的人選：
「他得搞清楚，這跟首席大法官伯格一樣……我不會讓他選自己人（I'm not going to let him name his people）。」
這些對白來自白宮錄音，清晰地展示了美國總統對央行主席的系統性施壓。而伯恩斯也的確「照做」了，並用一套理論爲自己的做法辯護。
他認爲，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業率上升，對於抑制當時的通貨膨脹是無效的，因爲通貨膨脹的根源在於聯儲局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工會、食品和能源短缺以及歐佩克對油價的控制。
1971年到1972年，聯儲局降低利率、擴大貨幣供給，推動經濟短暫繁榮，也幫助尼克松實現了連任目標。
但這場「人爲製造」的經濟繁榮的代價很快顯現。
繞過聯儲局的「尼克松衝擊」
儘管聯儲局是貨幣政策執行機構，但在1971年8月尼克松宣佈「暫停美元與黃金兌換」這一決定時，並未顧及伯恩斯的反對。
1971年8月13-15日，尼克松召集15名核心幕僚在戴維營舉行閉門會議，包括伯恩斯、財政部長康納利和時任國際貨幣事務副部長沃爾克。
會議中，儘管伯恩斯最初反對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窗口，但在尼克松強大政治意志下，會議直接繞過聯儲局決策程序，單方面決定：
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窗口，暫停外國政府以美元兌換黃金的權利；
實施90天工資和物價凍結，遏制通脹；
對所有涉稅進口商品徵收10%附加稅，保護美國產品免受匯率波動影響。
這被稱爲「尼克松衝擊」的一系列舉措，打破了1944年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根基，黃金隨之暴漲，全球匯率體系瓦解。
起初，工資物價管制短期內抑制通脹，1972年美國通脹被壓制在3.3%。但到了1973年，尼克松解除了價格管制，而此時美元大量流通、供需失衡的後果迅速顯現。再加上同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物價開始暴漲。
美國經濟隨即陷入罕見的「雙殺」局面，1973年通脹率達到8.8%，1974年更高達12.3%，失業率也持續上升，形成典型的滯脹格局。
這時，伯恩斯試圖重新收緊貨幣政策，卻發現自己早已失去公信力。
他對政治妥協和非貨幣措施的依賴爲"大通脹"埋下伏筆，直到1979年後保羅·沃爾克上任，並以極端加息政策徹底「壓制」通脹，聯儲局才重新獲得獨立威望。
鮑威爾絕不想做下一個伯恩斯
伯恩斯任期留下年均7%的通脹率，並削弱了聯儲局信譽。
聯儲局內部文件與尼克松錄音顯示，伯恩斯將短期政治需求置於長期價格穩定之上，他的任期成爲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反面教材。
有財經評論人調侃道：
「伯恩斯沒有行騙，也沒有殺人，甚至不是戀童癖……他犯下的唯一罪行是——在通脹完全控制住之前就減息了。」
相比之下，伯恩斯的繼任者保羅·沃爾克，以19%的利率「掐死」通脹，雖製造了劇烈衰退，卻成爲華爾街、經濟史、乃至公衆眼中的終結通脹的英雄。
歷史證明，美國人可以原諒一位導致經濟衰退的聯儲局主席，但不會原諒一位點燃通脹的主席。
鮑威爾深知這一點，也絕不想做下一個伯恩斯。
編輯/dan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