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財經報社(北美)訊 加拿大聯邦政府對加拿大臨時居民入境的限制措施，可能比我們想象的影響更大。
移民政策是把雙刃劍
加拿大政府計劃在未來三年內將非永久居民的人數減少到總人口的5%。自疫情以來，移民推動了加拿大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引發了對基礎設施，尤其是住房，能否承受這種增長的擔憂。
然而，減緩移民數量也有負面影響。加拿大魁北克省Desjardins（Fédération des caisses du Québec.）的高級經濟學家蘭德爾·巴特利特（Randall Bartlett）表示，如果加拿大成功限制非永久居民，這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還會影響國家的赤字和債務。
限制非永久居民的計劃將減緩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從而減緩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
“實際GDP增長和通脹放緩意味着名義GDP的增長——即稅基的最廣泛衡量標準——也將降低，”巴特利特說。
然而，2024年聯邦預算假設未來幾年人口增長會很高，並沒有明確納入計劃中的非永久居民減少，這表明其實際GDP預測存在風險。
非永久居民減少意味着收入減少，這可能導致更大的赤字和更高的債務。
“實際上，聯邦債務與GDP的比率可能在未來五年結束時高於2024年預算的下行情景，”該經濟學家說。
當Desjardins應用加拿大統計局最近提供的較低人口增長預測時，赤字將比預算基線高出近80億加元。
“當然，可以通過減少開支來找到抵消的節省，但這可能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巴特利特說。
政府最近承諾到2032年將國防支出增加到GDP的2%，以符合北約目標。即使增幅逐步推進，新支出將在2025-26財年後每個財政年度增加約0.2%的GDP赤字。
未納入2024年預算的較低收入和額外支出，使聯邦政府的財政穩定“非常岌岌可危”。
最新數據顯示，加拿大經濟在5月份實際超出預期。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5月份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了0.2%，繼4月份增長0.3%之後，使第二季度有望實現年化增長2.2%。
BMO資本市場首席經濟學家道格拉斯·波特（Douglas Porter,）表示，這一最新的經濟下行類似於2000年代初（科技泡沫破裂）和2015-2016年（油價崩潰）的“接近衰退的失誤”。
“在這三種情況下，商品行業都出現了疲軟，但並沒有急劇下滑，服務部門則設法繼續增長，幫助避免了全面的經濟衰退，”他說。
銀行也開始說移民對Z世代造成了壓力
自從移民部長馬克·米勒（Marc Miller）去年上任以來，承諾將新移民流入控制在可管理的水平，但情況卻變得更糟了。
僅在2023年，加拿大接納了130萬人，人口增長了3.2%，這一增速是美國的三倍多。這種速度在幾年前難以想象：自2000年以來，臨時外國工人和國際學生人數都增長了七倍。原本緩慢上升的數字在2015年猛增，並在疫情後變得特別陡峭。
特別受到擠壓的，是國家的年輕人群體。
至少，銀行也開始關注人口流入對加拿大青年的不利影響。今年4月，豐業銀行經濟學家德里克·霍爾特（Derek Holt）指出，前一個月青少年工作崗位減少了約28,000個。這可能不那麼顯眼（25歲以下的群體不如其他人群與住房和消費市場緊密相關），但他還是提出了幾個可能的解釋。
霍爾特建議，春假期間數據收集的特定時機可能誇大了數字，或者，最近臨時居民的激增“導致了青少年在季節性春假相關就業崗位上的機會減少。”
“如果是這樣的話，未來青少年群體的情況部分取決於聯邦政府是否成功地將臨時居民的數量降到目標水平，”他總結道。
7月初，BMO資深經濟學家羅伯特·卡夫西奇（Robert Kavcic）對15至24歲的青少年群體進行了分析。他發現，過去一年青少年就業增加了25,000個職位，但勞動人口在此期間增長了100,000人。因此，青少年失業率上升到了13%。
“強勁的勞動市場流入無疑使一些青少年通常找暑期工作的行業變得更艱難，”他說。
卡夫西奇指出，當前情況還不如2009年那樣糟糕，當時青少年失業率達到了15%，也不如疫情期間的30%那麼嚴重。確實，以前的原始數據更爲糟糕。但當時的年輕人並沒有面對一個極度過剩的勞動力市場，並且在2008年經濟衰退後，青少年就業情況有所改善。
而現在，疫情後的幾年情況在惡化。私人投資和生產力的疲弱無疑也助長了青少年就業不足的問題，但疫情後的移民政策就像是用大卡車填補坑洞。情況本來就不好，現在不僅不好，還變得擁擠。
至少，部長意識到國家的限制。“我們需要退一步看看歷史上的移民量，”他在7月表示。同月，他告訴彭博社，學生簽證不應該被視爲移民通道，“人們應該來這裏接受教育，然後回國將這些技能帶回他們的國家。”在其他時候，他還將國家對臨時外國工人的使用比作一種上癮。
總理賈斯廷·特魯多（Justin Trudeau）似乎也同意這一點。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看到臨時移民急劇增加，”他在4月說，“無論是臨時外國工人，還是國際學生的增長速度都遠遠超出了加拿大的承載能力。”
米勒試圖通過微調手段來糾正問題。他去年宣佈將增長限制在50萬人（仍比2015年的30萬新移民多約70%）。今年1月，他對國際學生許可實施了“上限”，以“穩定來自教育的新增長”。但這並沒有解決問題：2024年發放的總許可（360,000）預計將高於2015年的總學習許可（352,330），過去五個月的數據表明，今年的許可發放速度比之前更快。
至於臨時外國工人計劃，它接受了非常輕微的剎車。
爲了限制國際學生對國內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米勒至少嘗試糾正了該計劃過去轉變爲另一種廉價勞動力來源的情況。曾經在學期期間受限於20小時的校外工作限制，國際學生在2022年被免除了這一限制——大約80%的學生利用了這個機會，工作時間超過了舊限制。
米勒在去年秋天恢復了20小時的限制，而不是完全恢復到下一個學年，而是將限制提高到24小時——“以幫助抵消在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儘管該計劃最初旨在爲能夠自費教育的人服務，米勒還將學生在加拿大學習所需的金額從10,000提高到20,000，但這一門檻可以通過私人貸款方案滿足，因此效果有限。
與此同時，加拿大青年將繼續承受高流入的後果。焦慮而無果的求職故事將繼續充斥互聯網——現在媒體上也出現了類似情況（Guelph Today找到了一名本地學生，他在找到暑期工作之前發送了250份申請）。聯邦加拿大暑期工作計劃將繼續提供一些緩解，但受到基於身份的優先權限制。
糟糕的就業前景將繼續加劇已經不好的住房情況，包括短期租賃和遠遠落後於人口增長的建築進度。從長遠來看，較少的就業和購房前景將有可能扼殺當代青年的財務狀況，導致他們錯過人生中的關鍵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