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宣布，由于新合约的争议性谈判破裂，全美约4.6万通用汽车工人开始罢工。

不到一个月前，拍摄福耀玻璃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工厂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在Netflix首映。片中，中国管理方和美国工人之间的主要矛盾，也是围绕工会。无论在片中，还是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福耀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德旺都对工会表示排斥，认为西方的工会制度已经不适合制造业的发展。

除工会之争外，《美国工厂》还展现了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如何将中国式的生产方式运用于美国工人身上。而对此感到不适应的美国工人们，又作出了怎样的反应。

「这部电影没有主角，它呈现的是一个整体。故事中有美国人、中国人，有管理者，有工人，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希望通过很多个体形象的塑造，展示这个世界的样貌。」 《美国工厂》导演史蒂文·伯格纳（Steven Bognar）说。

他和《美国工厂》的另一位导演朱莉娅·莱切特（Julia Reichert），都是代顿本地人。他们长期关注当地劳动者和制造业等议题，在此之前还拍摄过一部关于代顿通用汽车工厂关闭的纪录片——福耀的代顿工厂，正是利用了通用汽车工厂的旧厂区。2015年初，在曹德旺购买厂房不久后，两位导演便获得了曹德旺的拍摄许可，一直跟拍了三年。

《美国工厂》播出后，在美国和中国引发大规模讨论。

「这部纪录片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即中美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和劳工政治的研究。」影评人奥斯汀·柯林斯在《名利场》撰文表示。他认为《美国工厂》巧妙地呈现了东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些差异和碰撞的目的都是为了努力让新工厂富有生机。影片让人们看到当地劳动者如何被迫适应各种新的工作方式，但同样紧迫的是，那些来美投资的外国企业家，可能同样需要改变，需要适应新的投资环境。

美国影评人大卫·艾德尔斯汀在《纽约时报》旗下网站Vulture发文表示，片中很难让人忽视的信息是，中国工人身材苗条，姿势优美，笑容满面，而美国工人体态臃肿，萎靡不振。而且，美国工人经常抱怨，当他们不得不在高温环境里工作10分钟时，他们就会毫无掩饰地表现出疲惫。但艾德尔斯汀也认为，《美国工厂》所呈现的中国工人的生活状态是个「悲剧」。

美国《滚石》杂志发表了大卫·菲尔的影评，指出这部电影勾勒出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共同压力，并呈现了劳资双方的处境。中美生产模式、工人的差异可归结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峙、产出与速度的矛盾、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工人工作的成就感和工人仅仅为了挣钱的矛盾，等等。无论多少对峙，正如片中的工人所言，他们是被夹在中间的人。但在影片结尾，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自动机械化才是中国和美国工人所面临的共同的敌人，因为他们很有可能被对方替代，而这个敌人的到来可能会比预测的要早。

那么，导演本人如何看待这部纪录片？他们在拍摄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看待中美劳动制度的差异的？近日，谷雨专访了该片导演史蒂文·伯格纳，听他讲述《美国工厂》拍摄背后的故事。

「片中发生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预料到」

谷雨：你和朱莉娅·莱切特都是代顿本地人，在你们眼里，代顿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史蒂文·伯格纳：代顿是一个小小的、美好的社区。这里被誉为创新的摇篮。莱特兄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设计、建造了飞机。许多发明在代顿诞生，在这里，人均发明申请专利的数量超过美国其他任何城市。

这里也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地方。为什么充满斗志？因为在这里生活的人处境艰难，人们会抗争。最近几十年来，这个小镇见证了很多坎坷，很多人失业，很多有钱人选择离开。但也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不放弃，为社区而战。

在这个小镇上，很多人彼此熟识，有一种真正的社区感。这个小镇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存在种族隔离现象，有些人会有种族歧视，如果你是有色人种，在这里生活会很艰难。

最近，代顿经历了一个难熬的夏天，龙卷风摧毁了许多房屋，带来很多不便。刚过去的8月，在我们经常就餐、泡吧的街区，发生了恶劣的枪击事件。 但人们并未因此恐惧，枪击事件后，人们聚集在同一街区，互相鼓舞。这种情景很感人。这样的经历，让我们知道社区的重要性。

谷雨：你拍摄的两部纪录片都与代顿有关，一部是短片《 最后一辆卡车：关闭一家通用汽车工厂》，它讲述的是2008年底代顿通用汽车工厂关闭的故事；一部是《美国工厂》。两部片子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史蒂文·伯格纳：通用汽车工厂在代顿存在了几十年，曾对这个社区产生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好几代人曾在通用汽车工厂工作，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工人买得起房子，尽管不是很贵的那种；工人们买得起车，有足够的钱去度假，还能送孩子上大学——即使他们自己从未上过大学。而且他们来自不同种族，非裔美国人也有机会步入中产阶层。可以说，当时的工人过的是蓝领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可以因这份工作感到自豪和有尊严。

但在2008年，这家工厂关闭了，这给工人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觉得有必要拍一部电影，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希望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理解，这家工厂的关闭对工人意味着什么：失去工作，是否意味着失去了他们的将来？

《最后一辆卡车：关闭一家通用汽车工厂》是我们为HBO拍摄的，《美国工厂》在Netflix播出，两个故事的关联，在于它们发生在同一个厂房。通用汽车工厂关闭后，这座巨大的建筑空置多年，直到曹董事长（曹德旺）决定买下它并进行改造，开办福耀玻璃美国工厂。如果曹董事长在俄亥俄州的其他地方买一块地，从头建一座新工厂，将会便宜很多。 但他理解让这家死去多年的工厂重新焕发生机的意义，决定在原址重建，通过这个行动做一个表态。

谷雨：你们是怎么决定跟拍这个故事的？当时你们对故事的发展有哪些期待？有哪些始料未及？

史蒂文·伯格纳：曹董事长在2014年买下通用汽车的旧工厂，但它在2015年初才真正开始复苏，也正是那时，我们决定进行拍摄。当时厂房仍然很空，很多建筑还在建。

我们期望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我们对之后发生的故事不做任何预测。拍纪录片，如果存在很多期待，你很有可能错过正在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抛弃期待」是我们拍纪录片的重要原则，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开放的心态。

当然，我们知道在福耀玻璃美国工厂会发生很多文化碰撞，但片中发生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预料到。我们没料到福耀集团会对美国工会产生抵制，没料到会发生工会之争——尽管双方的初衷都是善意的。开拍时，我们也没想到能去中国拍摄，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拍摄经历。

谷雨：拍摄时，你们如何获得美国工人和中国管理者的信任？很多工人拒绝被拍吗？

史蒂文·伯格纳：曹董事长同意我们在他的工厂里拍摄，他这样做很慷慨，也很勇敢，没有几位美国企业家会像他这样，给一个独立摄制组这么多的权限。曹董事长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故事，它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然也会面临挑战。他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故事真实地呈现出来。

曹董事长写过自传，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生活中的许多起伏，比如他的成功和失败，他理解一个好故事的力量。一个好故事必须有困境，主人公必须面临挑战。

曹董事长允许我们拍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时拍摄任何人。拍摄中，我们会询问每位拍摄对象的意见，获得允许。大多数人对我们非常慷慨，但也有些人不想被拍，这也没关系。

拍摄初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结识工厂的员工，找到愿意被拍摄的对象。我们会考虑谁的故事最有吸引力，谁愿意对我们敞开心扉。很多美国观众看过我们早期的电影《最后一辆卡车：关闭一家通用汽车工厂》，他们知道我们尊重拍摄对象，这也令我们的拍摄变得更容易一些。

谷雨：拍摄中国人的时候呢？最难拍的是哪个群体？

史蒂文·伯格纳：最初我们的拍摄团队只有美国人，谁都不会说汉语。当我们的中国合作制片人张苡芊和李米杰，以及现场制片人孟璐璐、刘思言和王丹尼加盟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帮助我们了解在整个过程中，中国工人、中方管理者的立场和心态，了解他们的故事。特别是张苡芊和李米杰，她们很快获得了福耀美国工厂的中国工人信任， 被工人请到家里吃饭，共同做事。有了中国工人的故事，电影变得更加复杂、深刻。

他们也帮我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中国人的心态。张苡芊送给我们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和何伟的《寻路中国》。每当我们因某些事情感到困惑时，他们会向我们解释，和我们谈论到深夜。他们也会告诉我们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他们受过的教育。张苡芊和李米杰最初担任现场制片人，但随时间推移，他们的贡献越来越大，最终成为电影的联合制片人。

最难说服的拍摄对象，应该是在福耀美国工厂工作的中国女工，她们最不愿意被拍入电影。

谷雨：片中主要的拍摄对象，为什么同意被拍摄？

史蒂文·伯格纳：我想，并不是说他们「想要」被拍摄，更多的时候，是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并且他们也看到了分享他们的故事的价值。 对他们而言，很多时候拍摄是一种负担，但他们对我们、对我们的拍摄和提问都很有耐心。

美国人觉得中国人不尊重自己

谷雨：在工厂里拍摄时，你们遇到了哪些拍摄上的具体挑战？

史蒂文·伯格纳：工厂很大，我们每天都要带着很重的拍摄器材步行几英里，精疲力尽。工厂里也很热，夏天到来时，在工厂的某些区域，温度甚至超过38摄氏度。在这里拍摄也很危险，因为这是一家玻璃厂，玻璃容易破碎。我们不得不穿防护服，戴防护眼镜，但戴防护眼镜会影响操作摄像机。

另一个挑战，是车间里的声音非常大，而声音在纪录片中非常重要，如果声音不够清晰，影片就不能够在拍摄对象和观众之间建立联系，所以我们面临很多挑战。

谷雨：在你看来，在福耀玻璃美国工厂，美国工人对中国雇主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双方的态度是如何从最初的乐观开始变化的？

史蒂文·伯格纳：拍摄早期，每个人都很耐心。中国人对美国人很耐心，教他们制作玻璃，告诉他们福耀的工作方式。美国人对中国人也很耐心，让对方了解美国企业如何运作，以及这里的规则和法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没有盈利，双方的挫折感都在增加，耐心开始减少。令中国人感到沮丧的是，美国人的工作效率太低，问题太多，他们期待中国管理者对很多大框架进行更多解释。美国人也对中国人感到失望，觉得中国人不尊重自己，太直接甚至粗鲁。

我们的联合制片人张苡芊和李米杰，以及会讲英语的中国员工向我们解释：在中国的工作环境中，人们通常都很直接，这跟是否礼貌、粗鲁无关，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国，人们期望尽快达到目的，不会总面面俱到，或说谢谢，让对方感到舒服。而美国的文化传统是，人与人之间尽量进行客气、友善的沟通。

此外，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并没有尽其所能地考虑工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也不遵守环保原则，这些都令他们感到失望、沮丧。

谷雨：你认为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少是文化所导致的？

史蒂文·伯格纳：我们认为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之间并不存在多少差异。双方最大的不同是由于不同文化影响所形成的规范。在中国，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时是很正常的；而在美国，工人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才是正常的。

但如果回顾美国几十年前的历史，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曾和中国工人一样多。为了缩短工作时间，美国人进行了许多抗争，发起了劳工运动，终结了童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具有了一种真正的使命感。中国正在崛起，正在复苏。我们在中国拍摄时，真的感受到很多工人为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

很久之前，美国人曾经拥有同样的精神。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人对他们所工作的公司充满激情。人们会自豪地说：「我为通用汽车工作。」「我为福特工作。」「我为通用电气工作。」他们觉得公司为他们考虑，他们也忠于公司。

但时代在变化，今天，许多美国人发现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抛弃了他们，把重心转移到了中国、墨西哥等工人工资相对较低的国家。工人和公司之间的信任被打破了。

谷雨：听说你们拍摄了数千小时的素材，有哪些重要的片段没有体现在影片中？

史蒂文·伯格纳：因为片长原因，许多有趣的场景只能割爱，这让人很不舍。影片中，有一个场景是感恩节，工厂的美国主管罗布邀请中国同事到他家射击，骑他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我们还拍到另一个片段，是罗布帮中国主管在二手车市上买车，二手车经销商是两位移民到美国的巴勒斯坦兄弟。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片段，因为它展示了即使在二手市场这样的小地方，文化碰撞和交流也正在发生。 但我们最终不得不舍弃这一段，以保持电影的紧凑性。

相互理解是一个开始

谷雨：在你看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看中这部电影，主要原因是什么？

史蒂文·伯格纳：这是部关于劳动者、关于美国中西部老百姓的纪录片，他们很赞赏这样的故事。如今关于这类题材的电影屈指可数。

谷雨：代顿本地媒体如何报道中国企业家在美国的投资？正面报道多，还是负面报道多？

史蒂文·伯格纳：据我们所知，代顿只有一位重要的中国投资者，那就是曹董事长。代顿当地媒体一直非常支持曹董事长和福耀玻璃美国工厂，报道了很多福耀来到代顿，给当地人带来工作机会的新闻，当地人也非常感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福耀玻璃的美国工厂的某些行为被曝光，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和环境保护局（EPA）对其进行了罚款，当地媒体也报道了这些情况。他们质疑这家工厂的做事方式，并提出了更犀利的问题。

谷雨：美国观众是如何评价《美国工厂》的？

史蒂文·伯格纳：这部电影引发了美国观众和中国观众的讨论，如果双方能够就相关问题进行对话，将令人感到兴奋。在世界各地的生产线上，劳动者正承受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压力，但他们的工资没有上涨，生活条件也更恶劣。

这样的状况是否应该持续下去？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这样的讨论，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讨论正在开始。我们听说很多中国人看了这部电影，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数百万条相关评论，这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美国人也看了这部电影，并在讨论片中所涉及的问题。

谷雨：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你认为中美之间相互不了解的人该如何解开「心结」？

史蒂文·伯格纳：正如电影中那位姓王的中国员工所说，相互理解是一个开始。我们要对别人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事情表示同情。我们也要意识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环境问题是全世界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如果我们不合作，这个星球将会遭遇比现在更多的麻烦，我们也就不能给下一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家园。作为两个大国，中美应该合作，带头拯救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