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面臨經濟不確定性時，比起深度衰退或金融危機，央行可能會更願意犧牲通脹目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羅戈夫（Kenneth Rogoff）最近撰文指出，新一輪通脹可能比市場預期的更快到來。以下爲全文內容。
根據央行行長們的說法，人們會認爲最近一輪高通脹只不過是疫情後在極端不確定性下犯下的可原諒的預測錯誤。儘管這種說法現在在市場和金融媒體中盛行，但它假設央行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而在當今動盪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這種獨立性根本不現實。即使央行在可預見的未來設法將通脹率降至2%，未來五到七年內再次出現通脹飆升的可能性也顯著增加。
這並不是說個別央行行長不值得信任。問題在於，大多數央行並不像許多人認爲的那樣獨立。在政治兩極分化、政府債務負擔沉重、地緣政治緊張和去全球化加劇的全球環境中，央行的自主權不可能是絕對的。作爲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央行行長可能擁有短期的操作獨立性，但政府最終控制任命和監督預算。在許多國家，政府也有權重新制定貨幣政策。
那些對央行通脹目標制深信不疑、將現有安排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經濟學家未能認識到，央行獨立性有助於控制通脹的理念才剛剛出現四十年。儘管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因提出貨幣政策中存在通脹偏見而於200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簡單地指示央行遵循特定的指導方針——卻相當幼稚。現代通脹目標制或所謂的泰勒規則也是如此。
問題在於，簡單的規則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效果不佳的時期，必須徹底修改。例如，在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央行行長對限制性政策利率該處於何種水平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似乎又出現了這種情況。在這些關鍵時期，央行極易受到政治壓力的衝擊。
事實上，新冠疫情讓長期沉寂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重新浮出水面。正如我在最近與哈桑·阿夫魯齊（Hassan Afrouzi）、瑪麗娜·哈拉克（Marina Halac）和皮埃爾·亞爾德（Pierre Yared）合著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的那樣，這些力量不太可能很快消失。雖然後疫情時期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加劇，宏觀經濟趨勢難以預測，但這正是央行更傾向於冒高通脹風險而不是大規模衰退的時候。畢竟，人們可能不喜歡通脹，但他們更不喜歡深度衰退和金融危機。
隨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經濟不確定性可能會繼續居高不下。部分原因是，儘管央行的“新凱恩斯主義”預測模型花哨無比，但本質上基於推斷。換句話說，它們在穩定條件下表現良好，但往往無法預測重大轉折點。在這種關鍵時刻，央行特別容易受到政治壓力的影響，尋找歷史相似之處或考慮其他國家的經驗通常更有成效。
可以肯定的是，通脹飆升並非每年都會發生。但新一輪通脹可能比市場預期的更早出現。面對經濟不確定性，央行可能不會以高通脹爲目標，但它們可能會調整利率政策，使高通脹比深度衰退或金融危機更有可能發生。
儘管經濟學家們都知道央行的這種傾向，但金融市場卻並未意識到，或許是因爲過去幾十年來，央行傳遞的信息異常有效。央行官員明白，一旦市場懷疑央行的意圖，利率就會迅速反映出不斷上升的通脹預期。然而，這種認識不太可能幫助他們抵禦政客的壓力，因爲政客往往只關注下一次選舉，可能會優先考慮其他問題，而不是穩定短期通脹。
雖然各國政府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增強央行的獨立性，但在當今的民粹主義環境下，這些措施不太可能實施。各國央行難以確保通脹保持在目標範圍內，而是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將重點放在它們缺乏必要工具、專業知識或政治合法性來解決的問題上，比如不平等、氣候變化和社會正義。
央行行長無疑希望實現通脹目標，但他們始終需要警惕自己的政治主子。爲了在日益增長的壓力下保持獨立性，央行需要靈活應對，偶爾做出讓步，這可能會導致未來10年內通脹再次出現疫情後的類似飆升。因此，現實的投資者應該明白，即使央行現在設法控制高通脹，通脹也必然會比目前大多數預測的更快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