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網易財經智庫
作者：盧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如何看待近來學界和市場對2023年增長預測分歧較大現象？
歲末年初人們忙於回顧過往展望來年，經濟學界預測明年宏觀形勢與增長速度是常規保留節目。然而在今年特殊內外經濟環境下，各方對2023年經濟增速預測更為活躍，具體預測看法分歧也顯著大於通常年份。
如2019年末學界就來年經濟增速是否要「保6」展開熱烈討論，主張較高增速觀點認為應達到6%，較為看低者取5%上下增速為目標，相差約1個百分點。2022年末瀏覽11月下旬以來幾十家機構來年增長預測，5.5%上下較高增速預測與4.5上下較低預測差距，與2019年似乎差別不大。然而一些知名學者預測意見更為發散：有的認為明年增速會高於6%，或建議把經濟增速目標定在6.5%以上；個別學者提出明年爭取6%-7%的GDP增長，甚至提出明年會達到8%增速；看低派有研究人員媒體刊文，提出2023年需為大衰退作準備。
如何看待近來學界和市場對2023年增長預測分歧較大現象？
經濟變量關係受因果律支配：GDP增速作為經濟形勢基本指標之一，其未來走勢受制於一系列長短期經濟與政策變量演變狀態。經濟預測基於對相關主要解釋因素假設情形推測，對GDP等預測變量未來變動方向及數量水平提出研判估測。雖然特定情景下具體預測結果見解紛呈，常識意義上一種經濟專業預測背後一般有幾方面支持條件。
一是預測者的分析框架和邏輯。其功能在於決定對預測對象而言哪些解釋變量最為緊要，這方面選擇正誤高下決定預測分析與經濟規律契合度，故有特殊意義。就增長短期預測而言，經濟學常識對提示一般意義下的主要解釋變量雖有助益，然而尤需預測者緊密結合對象現實情況判斷特定情境下哪些因素最為關鍵。就2023年經濟增速預測而言，預測者大都會在各自認知框架內，重視疫情策略轉型、宏觀和監管政策調整、外部環境變化等關鍵因素作用。
二是對關鍵變量在預測期演變軌跡的經驗推測。經濟預測中搞對經驗參數更為困難，對提供好的預測觀點尤其重要。疫情防控政策轉變利好2023年經濟增長，但是政策轉換過渡期衝擊會有多大？疫情傳播達峯與後續趨緩軌跡及其影響如何？明年宏觀和監管政策、外部環境變化具體情況如何？判斷這類問題需分門別類和超越當下的深入跟蹤研究，有時需要跨越通常專業界限的穿透式研究，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特定預測者的專業能力和水平。
三是有關預測對象現實狀態或初始條件信息。宏觀經濟變量演變受經驗規律支配，瞭解其近期或當下狀態對其後續走勢有認知和預測含義，特殊情況下有重要參考價值。如2020年我國經濟增速2.3%，四季度經濟仍順利復甦，這個初始條件支持2021年增速大幅反彈的預測觀點。又如2007年我國經濟增速達到14.2%高位，又面臨顯著通脹和資產價格飆升壓力，預測2008年增長顯然需考慮經濟自身調整和政策逆週期幹預可能派生的回調作用。
基於對經濟預測一般規律的理解，結合疫情期特別是2022年我國經濟運行特點及其成因觀察，不難看出明年經濟增長形勢會面臨新變局，經濟增速大概率會顯著回升。然而預測者各自分析框架決定了對制約明年經濟增長關鍵變量認知不盡相同，加上對特定變量未來演變走勢推測差異，導致2023年經濟增速預測比較發散。對此可從幾方面觀察討論。
第一，在普遍肯定退出疫情遏制策略利好明年增長前提下，預測者對政策轉換過渡期持續長短與影響大小判斷有較多差異。
疫情期經濟增長由疫情衝擊客觀條件與各國疫情防控及經濟政策選擇等可選擇因素決定。疫情大流行初期國際社會普遍實施遏制策略（containment strategy），採用各種社交距離管制手段控制病毒傳播感染；後隨病毒變異、患者收治能力提升特別是大規模接種疫苗，國外大都先後轉向與病毒共存的減緩策略（mitigation strategy）。我國近三年持續採用遏制策略堅持清零目標，就其影響經濟形勢而言，在疫情演變不同階段取得不同成效和麪臨不同困難。
大體而言，2020年我國舉國動員實施強勢遏制策略較快控制住疫情傳播，加上實施積極宏觀政策，推動經濟較快復甦效果較好。2021年隨德爾塔病毒等變異株流行，實施遏制策略仍能大體實現清零目標，然而經濟運行承受壓力開始明顯上升。2022年隨着傳播性更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株流行，堅持遏制策略所需社會動員強度上升和投入資源增加，數據顯示實際難以實現全國範圍動態清零目標。同時頻繁封控措施對經濟運行客觀拖累成為難以承受之重，雖宏調部門實施多輪穩增長措施，仍未能扭轉疫情衝擊內生的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勢頭，影響可能相當於GDP減少2個百分點上下。在這個背景下，年底退出「三個堅定不移」防控策略可謂務實合理之舉，成為看好2023年經濟復甦的最重要利好因素之一。
然而預測者對上述政策影響如何釋放有不同理解判斷。國際經驗和國內近況都顯示，退出遏制策略後難免出現一定數量重症以及不幸死亡病例。經濟上消費重啟不會立竿見影，而只會在滯後期後發生，感染大範圍擴散可能顯著拖累2023年初國內經濟增長。我國退出遏制策略正值寒冬季節，在較適宜病毒存活傳播的乾燥寒冷北方區域過渡期承受衝擊影響會更大。三年疫情給消費者帶來心理預期影響，對小微企業資產負債表造成損傷，這些能否得到較快修復都會影響明年經濟復甦。對這些問題評估意見差異派生預測觀點分歧。
第二，2023年宏觀政策有望繼續保持積極態勢利好經濟，然而2022年多輪刺激背景下來年追加積極政策措施力度如何存在不確定性。
疫情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經歷了兩頭積極與中間收緊的馬鞍型演變。2020年初推出以1萬億特別國債和5萬多億貨幣擴張為主軸的超常積極宏觀政策，對推動經濟在疫情穩定後強勁復甦發揮了重要保障促進作用。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夏季一年多，早先推出的刺激工具先後退出，疊加若干部門監管風暴影響，一度形成邊際緊縮的政策環境。2021年秋季特別是年底經濟再現下行壓力後一年多來，宏調部門推出多輪穩增長組合措施，貨幣、財政及基建等宏觀政策持續趨於寬鬆，某些局部寬鬆程度已接近2020年。
從2022年前11個月數據看貨幣金融政策執行情況，央行貨幣政策顯著擴張，加上居民儲蓄反常增長等因素，推動廣義貨幣增速上升到比肩2020年疫情期初水平，出現所謂流動性淤積現象。由於房貸融資萎縮與地方政府負債增速減緩等方面因素，社融增速指標與2021年中比較僅小幅回升。從財政政策看，2022年初機構估計今年兩本賬廣義財政赤字率（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將達到8%上下，接近2020年8.6%峯值。2022年前10月廣義財政赤字使用率指標大幅超過此前兩年。可見2022年廣義財政擴張積極程度相當可觀。
面對經濟三重下行壓力增加形勢，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表示要「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顯示2023年宏觀政策有望繼續保持積極取向。然而考慮2022年宏觀政策已有擴張的背景條件，來年提升刺激措施力度推動經濟復甦，同時確保「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如何權衡統籌或有難處。中央財政是否願意較大規模增發國債擴大可動用財政資源？或是否準備暫時降低主要間接税或直接税的税率為經濟增長放水養魚；貨幣當局在擴大流動性和基礎貨幣擴張效果受限背景下，是否願意採取更為激進的降息措施？對這類問題不同評估意見影響有關2023增長預測看法。
第三，對重點行業監管政策有望進一步鬆綁利好經濟增長，然而對上述政策實施力度與糾偏效果存在不同看法。
疫情期我國政策環境演變的一個比較特殊點，是有關部門針對包括房地產金融風險、互聯網平臺反壟斷、教培行業不良現象以及能耗超標等多若干行業問題，在2020下半年到2021年夏秋季推出一系列嚴厲監管舉措。疫情困難時期發起監管風暴背後存在複雜現實根源，加大監管治理也取得一些積極成效，然而對象行業有的本身具有宏觀效應，加上多部門重手治理的疊加效應，客觀上對經濟增長造成制約作用。這方面影響在經濟順利復甦的2021年1季度前後隱而未彰，在經濟下行壓力形勢下就凸顯出來。
針對運動式監管帶來問題，從2021年下半年特別是四季度前後開始，上述監管政策通過不同方式經歷調整。高層2021年夏秋季對「運動式減碳」做法果斷糾偏，K12校外培訓行業受到重創後相關政策至今延續，房地產和互聯網平臺監管在繼續推進中出現活躍的微調校準。2022年監管政策調整持續推進，如央行三次調降LPR報價舒緩房貸利率負擔。11月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聯手發出所謂「三隻箭」，分別從信貸、發債和股市渠道支持房企融資，一年多前強勢監管的房地產政策某種程度上已變為急救幫扶。這些調整舉措產生了一定效果，然而未能扭轉房地產業顯著萎縮與互聯網平臺行業較為低迷狀態。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發出更大力度糾偏政策信號：要求「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要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滿足行業合理融資需求，推動行業重組併購，有效防範化解優質頭部房企風險，改善資產負債狀況」。目前政策趨於寬鬆有目共睹，對其積極作用也有較大共識，然而考慮運動式監管風暴背後有結構性原因，新的監管規則及其影響仍會發生作用，後續調整措施能否一帆風順，政策糾偏能走多遠並帶來多大積極效應，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判斷也會影響明年增長預測結果。
第四，對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及其對我國影響判斷也存在差異，成為2023年經濟增長預測分歧的潛在原因之一。
憑藉我國製造業國際競爭優勢，加上近年我國經濟運行與美西方及很多國家反差特點，疫情期我國外貿總量邁上5萬億、6萬億美元兩大臺階，出口更快增長推高貿易順差使得外需對增長貢獻率高達25%-30%。隨着2021年美西方經濟發生40年未見通脹並從該年底開始實施緊縮貨幣政策，一年多來倒逼經濟增速大幅回落並派生後續衰退風險，伴隨對我國進口需求顯著回落，今年10月份我國出口美元值出現負增長並在11月跌幅加大。上述背景下，預測者大都認為2023年外需收縮並制約我國經濟增速。
不過對外部因素變化影響也有探討餘地。來年美西方和全球經濟走低具體程度仍不確定。如最近美國3季度經濟增速上調和11月通脹趨緩，提示其經濟走勢或存在「淺衰退」可能，如是對我國出口衝擊作用或有所趨緩。還有面對外部環境不利變化，我國貿易政策、地方政府和企業都會調整應對，如疫情政策鬆綁後一些地區租用專機幫助企業組團到外國搶單，對這些努力成效判斷不同會對明年增長預測產生影響。另有個別研究人員認為明年外貿依然會做出比今年更重要的貢獻。上述因素也會增加媒體報道的預測意見差異。
最後是如何看待民營經濟面臨輿情環境不利變化影響，以及決策層針對這方面問題最新明確表態將多大程度釋放積極效果。
一點經驗事實是，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不完全是疫情期新問題，實際上2018和2019年高層在不同場合多次指出經濟面臨現實下行壓力。一段時期以來我國間歇性經濟下行壓力揮之不去無疑有複雜原因，除了外部環境特別是中美關係變化，人口增長與結構演變，較高成長階段經濟潛在增速回落等因素外，社會思潮演變使得民營經濟輿情環境變化，伴隨我國改革時代增長重要引擎——民營企業發展活力受到抑制，也是一個需重視的原因。例如2018年前後就出現「民營企業退場論」、「新公私合營論」、「民企原罪論」等流行觀點，對民營經濟產生顯著影響。近年出現對一些階段性部門監管政策片面解讀，動輒指責企業投資經營為「資本無序擴張」，隨意給企業家扣上資本家和剝削帽子。負面輿情與疫情期經營環境實際困境交織，導致民企投資和創業動力減弱並制約經濟增長。
決策層一直重視這方面動向。2018年11月1日最高領導人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重申「兩個毫不動搖」方針，充分肯定民營經濟「五六七八九」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確指出「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完全錯誤的。針對最近情況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作為2023年經濟工作任務之一，要求「針對社會上對我們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議論，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要求「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這方面新表態顯然具有重要利好效應，然而從多年情況看這方面問題存在深刻根源，能否很快得到實質性好轉仍有待觀察。對這方面政策引導作用成效的評估看法差異，也會成為2023年增長預測分歧來源之一。
總之2023年我國經濟利好因素多於不利因素，走出疫情後較快復甦是大概率事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度也有望顯著上升。然而同時伴隨諸多不確定因素，增長預測分歧加大事出有因。筆者認為，疫情防控與積極宏觀政策釋放增長動能足以對衝不利因素影響，使得2023年經濟增速復甦回升到5%上下。如果房地產和平臺監管領域糾偏措施比較得力，提振民企發展信心工作取得較好成效，疫情策略轉換一次性衝擊影響較為有限，經濟復甦有可能加速提升到6%上下，達到近年潛在增速水平。然而要推動出現多年久違的新一輪像樣的景氣增長，快速縮小疫情期累積增長缺口，仍需要像吳敬璉老先生近文強調得那樣：「邁開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在體制改革創新方面有重要系統的突破。
編輯/iri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