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十数据

安联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安（El-Erian）最新撰文指出，美联储官员在利率上的统一立场伴随着三大风险。以下为他的观点：

无论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鹰派”还是“鸽派”，美联储官员最近在政策信号上的立场趋于显著一致，即长期维持高利率。这一转变发生在更多华尔街分析师对其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测的不确定性范围扩大的背景下。这种情况给经济繁荣与金融稳定带来了三大风险。

由于第一季度所有主要通胀指标均高于预期，美联储官员对其先前对持续缓解的价格压力的预期变得更加谨慎。鲍威尔上周总结了这一转变，他表示，自己对通胀下降的信心“没有年初时那么高”。

鉴于对通胀持更加谨慎的看法——以及2021年错误地将通胀描述为“暂时性”的背景——美联储官员近期的讲话一致强调，需要给予限制性货币政策更多时间来发挥作用。官员们已降低了他们对降息的预期，称4月份较为不那么令人担忧的通胀数据并不足以增强信心。事实上，正如沃勒周二重申的那样，美联储官员正在寻找“更多几次”良好的通胀数据，然后才会考虑降息。

这种一致性并不能保证经济和市场从此一帆风顺，因为它出现在人们对美联储判断力和有效性信心已经动摇的时期。确实，有三个风险尤为突出。

第一个风险与美联储在政策方法上的高度反应性有关，我认为这种反应性过度了，或者用美联储目前最流行的术语来说，其“依赖数据”的方法。这导致美联储仅在去年12月就转向了更为鸽派的信号传递，进而让市场有信心预计今年会有六到七次降息。促使那次转向的一系列有利通胀数据随后在第一季度被不太令人安心的数据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持续的政策大反转，市场现在只预期一到两次降息。

在一个充满如此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这种被动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对于一个政策工具行动滞后、其他通胀驱动因素对利率不那么敏感的机构来说，问题就更大了。

第二个风险是，这一政策大转向恰逢越来越多公司对消费者需求减弱表示担忧之际。对于那些服务于低收入家庭的企业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家庭的疫情储蓄已被完全耗尽，信用卡余额增加，承担更多债务的能力已达到或接近极限。收入阶梯底端的疲软开始向上蔓延，增加了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强劲的依赖。

第三个风险是，美联储的政策信号是基于一个过时的2%通胀目标。记住，2%并非某种复杂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输出结果。相反，它是一个起源于新西兰1990年代的任意目标，随后被包括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在内的其他机构采纳。在享受了一系列有利供应冲击的世界中，这一目标大多是非约束性的。

正如我之前所主张的，对于不再受“华盛顿共识”（即自由化、去监管和财政纪律）锚定的国内经济策略而言，2%可能是一个过低的目标。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范式中。事实上，你只需注意到异常高的预算赤字与连续27个月失业率低于4%并存的情况，以及工业政策的普及和政府宣布倡议所需的资金支持。

2%的通胀目标也受到全球范式变化的挑战。追求极致全球化的紧密融合已让位于碎片化、贸易和投资工具的武器化。这再次将长期的反通胀趋势转变为通胀趋势。

这三个风险的结合意味着，当前美联储官员观点的统一性，尤其是如果持续超过几个月，可能会不必要地削弱增长全球经济扩张最有效的火车头，且将伴随着更明显的货币和利率波动，打击经济中负债过高的部分，例如商业房地产。

未来货币政策的问题不是美联储是否会再次变卦。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仍然缺乏战略支柱的美联储来说，再一次出现180度大转弯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当经济增长放缓幅度超过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或接受程度时，美联储的反应将会滞后。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否避免重大的经济和财政损失，特别是对人口中最脆弱的部分。

编辑/lambor